邵善波：制定防疫政策的困難
內地近日改變抗疫防疫政策，變化來得急，幅度也大。民眾一方面歡迎開放，但有些結果也令很多人不滿及不明白。首先是這次在內地的病毒傳播得很快，在一兩個星期內，不少大城市大部分居民已被感染。感染者亦不如一些推動開放的專家所說，多是無症狀或病情輕、死亡率低。網上流傳的說法及圖片很多，不過難以作準，如某處死了多少人，如果不與以前比較，難判斷是否多了；如多了，又多了多少。另一個沒想到的後果，是很多國家因應中國爆發疫情，紛紛對來自中國的旅客施加各種限制，儘管措施不太嚴厲。
香港面對這情况，也順應調整我們的做法，特別是準備恢復與內地無隔離通關。但其實很多人一方面歡迎恢復常態，但對下一步發展會是怎樣，無人能確實說得清楚，廣泛感染後形成群體免疫只是一種可能。在這情况下，病毒出現新變種的可能性大增，正是世衛及西方國家，也是我們應該擔心的事情。
上一屆政府為爭取與內地通關，緊跟內地防疫政策，惟又不能完全做到與內地一樣的做法（如全民強制檢測）。前年年尾幾乎接近成功與內地恢復無障礙通關，但因為Omicron變種病毒的入侵，香港出現大爆發，死了近萬人，通關的希望也跟着泡湯。
這一屆政府在商界及政圈壓力下，放棄爭取與內地通關，改為逐步向外開放，政策重點由「內防傳播（病毒在港已流傳，故不是防反彈），外防輸入」，改為「處理重症，減少死亡，防止醫療系統崩潰」。這也是內地目前在做的。政策企圖吸引外來人士恢復來港，但結果最大反應是大量港人出外旅遊。來港的其他人士從原來每天的千多二千個，增加到二三千，相對正常時期的每天數萬人，相差很遠。
要完全掌握病毒特性 幾近不可能
對於政府，任何一個政府，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處理疫情的做法都不能過分苛嚴，因為應付疫情是一個非常複雜及困難的公共政策制定。首先是缺乏知識，因為是新病毒，像這新冠病毒（COVID-19），在人類病理學經驗中從未見過，出現時醫學界自然並不掌握它的特性，認識要有個過程。雖然已有3年接觸，惟仍未能說醫學界已完全明白這病毒的特性。更因不斷有變種出現，完全掌控病毒特性幾乎是不可能。
一些專家說病毒已變得或會變得愈來愈弱，最後會變成風土病。這是違反科學的胡扯。病毒變化是隨機的，沒有特定方向。病毒變得愈來愈弱，着實是人類碰到病毒的經驗，但這只是我們的運氣好。如果出現一個殺傷力強、傳播力又強又快的變種，那人類便會消失，病毒失去了載體自然亦會消失。病毒殺光了一個地區的人、自己也消失了的例子，人類歷史上不缺。我們現在還能在這裏爭論這問題，是因為我們「人多勢眾」、分散聚居。
抗疫政策是政治決定 非醫學決定
如何處理病毒，即制定抗疫防疫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個政治決定，是基於科學及病理學的有限知識、病毒可能造成的傷害，考慮各種措施對社會的影響及會造成的社會成本，評估市民接受程度，衡量之後而做出的決定。因此性質上，這基本是一個政治決定，不是一個醫學決定。例如感染這病毒後，症狀只會在兩三天，甚至七八天後出現，因此為防止傳染，要求已發病或高危者隔離7天或14天。這純是對漏網率大小的一個取捨。例如基於收集到的數據，隔離7天就可找出90%感染者；如隔離14天，就可以管控98%感染者（作為一種表述，數據並不真實）。決策者就要在這兩個選擇中取捨。這不是一個科學決定，而是基於決策者對措施可能造成的社會成本，與群眾接受程度的判斷，及病毒散播後可能造成的社會損害之間的平衡，而作出的決定。
決策背後更有一些複雜情况，令這些決定更為困難，其中包括——
（1）專家有不同意見、對病理有不同判斷，分歧是自然及普遍出現的。
（2）受經濟利益的影響：醫療產業，特別是開發疫苗的企業，在這事件中有龐大利益。他們當然也會為一些對其有利的政策，在社會上製造輿論，游說政府採納。
發展一種疫苗是一個高成本、高風險的投資，通常要十多二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通過層層嚴厲審批，推出市場售賣。但在出現疫情的緊急情况下，政府當局多被迫放鬆這些要求，簡化審批程序，讓一些發展中、尚未通過多層驗證的藥物向社會銷售。在這事件中，檢測工具和疫苗開發商都發了大財。
（3）更複雜的是以上情况附帶出現的腐敗：一些專家一方面協助政府制訂政策、游說政府、影響輿論，同時自己又參與藥品研發，藥品得到使用，對他們個人有重大利益，這因素很難不影響他們向公眾推動的防疫辦法及政策。這情况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專家群內部出現激烈分歧。當然，當中也不能排除存在私人恩怨。
（4）不同政策的採用，更變成政治鬥爭議題及工具。首先是作為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制度比較及競爭，誰勝誰敗，變成政治體制優劣的標準。其次是政策也成為一些不滿政府或反對政府的人，利用這混亂情况攻擊當權者。因為信仰或宗教問題反對某些防疫措施，在一些地方亦是造成困難的原因之一。
政策是非對錯 不易判斷
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利公眾對病毒、疫情及應對措施，形成正確、完整的認識，令社會形成共識變得非常困難。這不是說政府的決策沒有問題、不會犯錯誤，只是在這環境下，判斷政策對錯並不是那麼簡單及容易，是非也不是那麼清楚分明。最基本的判斷標準，還是做法對個人、對社會的客觀影響及最後結果如何。這應不止包括眼前的，也包括長遠的，這也令判斷更不容易。
這次在抗疫防疫政策上出現的分歧，主要是兩個極端：清零派及躺平派，儘管對兩者的定義並不很清楚。躺平派主張政府不用做什麼，與病毒和平共處，理由可以是「不需要」，因為新冠病毒病會變成或已變成風土病，傷害不大；或是「不能做」，因為做不了，或做了都沒有什麼用，基本上是「認命」。清零派則嘗試採取任何可行措施，阻止病毒傳播，考慮的是病毒對人造成的傷害，或是可能出現的傷害，這與對病毒性質的不確定性有關。
流行病威脅 不會消失
現在內地隨着對Omicron的認識，加上各方面考慮，決定改變防疫政策，表面上看來是與外間的做法看齊，但這並不一定正確。下一步的發展會是如何，仍是一個未知數。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認為流行病是人類社會面對的幾個重大生存威脅之一。這3年來應對新冠病毒的經歷，證明他是對的。這種威脅，不會因為新冠病毒的消失或弱化而不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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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