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當權者刻意把所有不合法的抗爭方法混為一談，還是戴耀廷本人無視毀壞財產所蘊含的暴力元素，有意淡化毀壞財產的犯罪性質呢？

法庭的判決再次重申一個原則：法律只認同和保護合法的權力和自由，違法者無論犯案動機多麼崇高，都不是求情及輕判理由。「公民抗命」涉及犯法，因此不能以「公民抗命」作為開脫罪行的解釋，法庭更會判處具阻嚇力的懲罰。上訴庭的判詞等如全盤推翻了一些有識之士提出的所謂「公民抗命輕判論」。

泛民為了政治宣傳上的需要，在今次事件偷換了不少概念，意圖幫那些青年人戴上道德光環，便是另一個問題了。先說他們一直強調，那些青年人在發動「公民抗命」。從法律哲學的角度而言，「公民抗命」是指人們透過刻意不遵守某一條不公義的法例，然後自首伏法，以此突顯有關條例的不公。

猶記得三年前的佔領運動，社會上依然有「民主精神，貴乎尊重」的呼聲，強調運動不能偏離民主精神，要客觀、理性、冷靜。當其時，大家仍然樂觀認為，經過這一場佔領運動，無論結果如何，對香港民主前進都是一件正面的事情。但面對三年後，當年參與這一場佔領運動的骨幹或發起人先後被「算賬」，筆者不得不反思：我們是否高估了港人的民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