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筆者用社會犯罪學的緊張理論解釋宏觀經濟和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幫助大家理解當時的經濟環境如何成為一個宏觀因素產生社會性的緊張感，令香港充滿負面社會氣氛，在社會結構中明顯出現受壓的一群（主要包括青年）。當然，如只以緊張理論解釋青年「反社會」心態，是遠遠不夠的，也從上篇文章的回應得知大家同時關注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