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回歸真只是換了一面旗嗎？

 

今天，我們事後孔明，可以羅列出一堆原因，解釋香港為何弄到這田地：如可以歸咎於最初十年的壞運氣，由金融風暴、禽流感到SARS，沒有一項不能算是世紀大事，而竟全讓董建華碰上了，運氣可說是壞透了。不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不受這些問題重創，而且，香港近十年經濟和衛生的發展，已明顯告別最初十年的不幸。

我們也可以歸咎於港英的用心歹毒，回歸前已暗藏殺機，由強積金、高樓價、法制、傳媒到公務員，回歸後，這些潛伏的問題四散，政府疲於奔命。不過，中央政府怎會天真到相信英國人會乖乖不作為呢，一本布賴恩‧拉平的《帝國斜陽》道盡了英國撤離殖民地時的種種作為，中英皆是古國，兩國又在回歸前鬥法了十多年，經驗豐富，歷史悠久。更重要的是在資源充足下，二十年來不僅解決不了這些問題，還有積重難返之象。

我們更可以歸咎於上文提及港人的情結：長期的恐共排共心態、難民情結和文明優越感，這些我稱為冰山下的情結，和冰山上的突發事情相遇，便一發不可收拾。不過，港人這些情結已有數十年歷史，不是一時一刻的病毒，而且回歸前，愛國是在港中國人的最大公約數，但這種價值認同，回歸後卻江河日下。

回歸後，犯了哪些錯呢？

前中聯辦任姜恩柱曾經感慨說：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從今天的結果看來，大部份處理港務的官員都沒有好好讀懂這書，或者說，他們受讀書的角度影響。一向以來，中央對香港策略有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五十六年前或者更早由周恩來制定的政策，不難發現，後面四字，一直沿用到今。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原來想用在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借麥理浩誤打誤撞之機，用在香港身上。八十年代初的中國一切百廢待興，茫無頭緒，改革開放還是在跌跌碰碰中前進，好聽的說法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的操作是大膽嘗試，有錯則改。而「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本法的內容都在保一條：香港的長期繁榮安定，並協助中國的復興。這是「充份利用」的餘額。在那個港富陸窮、向外學習的階段，這一「充份利用」並沒有錯，但隨著中國經濟改革愈來愈成功，兩地差距愈來愈近，今天在港實施的「一國兩制」反而成了一個試錯機制！

許多之前沒有深思的問題接踵而至，明顯反映中央只有大原則，卻沒有一套完整的頂層框架，結果是對香港轉變為特區後的去路研究不深、對要怎樣應對、甚至改變港的人的複雜情結研究不深、對管治香港所需的理論研究不深、對香港只在生金蛋的利用，過分突出香港的經濟性，而幾乎忽略兩地文化、歷史、血緣等的糾帶作用。（很諷刺的是，如果在香港要申請研究歷史教育項目的基金，最大的那一個叫「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回歸後，中央政府面對香港問題同時使用多種工具，如保護、支持、防範、規制、提點、合作多管齊下，因時因勢靈活運用、排列組合。在實踐中，這種策略看似奏效，但往往自相矛盾、混亂不堪，保護香港的獨特性成了保護香港的獨立性，在在顯得功能性有餘，戰略性不足；管得了一時，管不了一世。種種治港政策，更像是一系列應急性、反應性的政策拼盤。

中央以為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維持香港精英階層的利益，就能繁榮安定下去，是只利用香港的經濟性，看不懂或不理香港人的冰山下層：民心上的自外、價值中的親英（或西方）和意識裏的厭中，香港人的冰山情結，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傾向對一國的懷疑。於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來了：如果兩制中的一個社會不承認一國，沒有共同一國的信念，「一國兩制」怎樣走下去？「一國兩制」不是成了鼓吹分離份子的庇護所嗎？

明白此點，中央不應只是頭痛醫頭的政策拼盤，應讓放棄「充份利用」的打算，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讓香港人為中華民族的身份自豪，讓兩地人交流融合，休戚與共，為香港長遠的安生立命設計一個「一國兩制」頂層框架，這新「一國兩制」是一套涉及政治、文化、身分、教育和經濟等層面的動態設計，而不再是保留原來制度的守性機制。

如果說，香港十多年來實施「一國兩制」的最大貢獻，就是讓我們盡量地施錯，日後在收回台灣過程裏能走少點冤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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