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哈斯：法國之後 9月德國大選至關重要
法國總統奧朗德（左）卸任前到訪德國與總理默克爾會面。（新華社）
四十多年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宣布1973年是“歐洲之年”。他的初衷是強調大西洋關係現代化的必要性，更具體地說，就是美國的歐洲盟友需要在中東事務和在歐洲對抗蘇聯方面與美國多加配合。
基辛格會是第一個承認歐洲沒有達到他的預期的人。盡管如此，我們再一次面臨了歐洲之年。但這一回，促成歐洲之年的因素並不是失望的美國政府，而是來自歐洲自身內部。
情況與1973年一樣嚴峻，甚至更猶有過之。俄羅斯沒有表現出任何撤出克里米亞或停止動搖東烏克蘭的跡象。俄羅斯可能進而對北約小國採取類似的行動，已經是一個切實的擔憂。
難民令歐洲不堪重負，還有來自中東的恐怖主義。英國脫歐正式拉開帷幕；歐盟內其他國家的影響。希臘和其他多個南歐國家仍然飽受高失業、債務增加和政府的任務與能力之間的差距影響。還有剛完成的法國總統選舉。
幾十年來，歐洲都是全世界最成功、最穩定、最可預測的地區，在這裡，歷史似乎已經完全終結。和平、完整、自由的歐洲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
但歐洲卻迎來了戲劇性的變化。一個因素是普京的俄羅斯表現出通過武力、經濟脅迫和網絡操縱實現企圖的意圖和能力。但對現代歐洲的更大的挑戰來自其自身的政客，他們越來越懷疑作為在1975年羅馬條約的基礎上建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繼承者的歐盟的價值觀。
歐洲六十年一體化進程，即人們常說的“歐洲工程”背後的邏輯向來清晰。西歐，主要是德國和法國，必須在一點上形成統一，即在過去動輒出現在歐洲的戰爭必須不再是一個選項。
這一點已經實現，此外經濟也有了巨大的進步。但在此期間，歐洲工程失去了歐洲的民心。歐盟機構變得過於遙遠，過於精英化，過於強大，脫離了歐洲人民仍然認同的民族身份。在沒有對應的財政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貨幣聯盟，這一有欠周詳的考慮讓情況雪上加霜。歐洲官僚走得太遠了。
結果是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左傾和右傾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候選人的崛起。而即使兩位建制派候選人之一贏得法國大選，仍然會留下許多不確定性。眼前的危機將成功渡過，但長期挑戰依然存在。
顯然，歐盟需要反思。它需要從“一體通用”轉變為更加靈活。它也需要權力的再平衡，作為大部分歐盟機構所在地布魯塞爾必須向各國分權。
政府需要做更多努力為提高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同時加強工人應對技術創新導致大量現有崗位不可避免地消失的能力。德國必須在這方面起到領導作用，不管現總理是否能在9月舉行的大選中戰勝主要反對者。
歐洲的未來主要由歐洲人決定，此乃天經地義。但特朗普政府也將起到一定的作用。特朗普短視地支持英國脫歐和其他國家退出歐盟，這一點必須扭轉；一個分裂、疲軟、沒有吸引力的歐洲無法成為出色的北約伙伴。誠然，亞洲比歐洲更有可能決定二十一世紀的歷史。但過去一個世紀的教訓不能忘卻：歐洲所發生的事情可能並將會影響全球穩定和繁榮。
文章原題為「第二個歐洲之年」，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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