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如何理解港式的“呂大樂焦慮”？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李飛主任近期在香港回歸二十年的紀念研討會上提出了香港應當思考和承擔的“四大憲制責任”，其中突出了香港人慣常忽視的對國家主權與發展的責任。這是近些年中央調整治港法理論述、相對凸顯香港人義務面向的又一次集中表達。然而，習慣了從純粹權利角度和區隔性思維出發的香港人能聽懂嗎？除了“洗腦”以及“阿爺式干預”，香港人是否還能有其他概念去理解中央治港的新思路？以及如果不能理解和適應這種內在於一國兩制而根據情勢合理變遷的政策發展，香港是否會錯失歷史性機遇以及進一步削弱中央和國人對香港憲制性特權地位的信任與信心？這些疑慮並非中央單方面持有，香港社會真正的有識之士亦有較為深刻的洞察與反思。
香港回歸二十年，回歸時刻的“命運焦慮”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消解了，而是得到了延續甚至激化，香港泛民主派及青年本土派在精神深處的不安與躁動更形加劇。大陸官方對“一國兩制”的總結策略是：其一，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高度自治得到維持，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其二，回歸二十年出現的央港衝突和兩地矛盾，根源在於“依法治港”未能深化，一國兩制之“國家建構”主題未能凸顯；其三，一帶一路之類的經濟融合戰略可以帶來兩制互動整合的積極前景與空間。這一總結性思路在白皮書、習主席七一香港講話、十九大報告以及李飛講話中均有相對清晰一致的表達。
本土主義源於對國家發展的恐懼
在此論述策略下，從2014年“白皮書”框架開始，大陸官方試圖重塑“一國兩制”的歷史解釋權與發展主導權。中央從戰略角度判斷，既有的關於一國兩制的法理論述及兩制互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國家發展需要，也與香港社會的發展需求不相符合。但是，這種頗具國家主義雄心和國家理性底色的新論述和新方向，似乎在香港社會激起了更大的恐懼與反彈，似乎與香港人想像和遵循的“一國兩制”圖景及其演進方向大有出入，香港人在反方向上建構出對抗性的“本土主義”。所有關於香港本土主義的想像、概念、組織與行動，都與對國家發展及整合壓力的無法理解及精神恐懼有關。
對未來的恐懼、對來自國家之力量的根本性懷疑，首先傳感給了香港青年世代，而香港反對派培育和借用了青年世代的特有政治敏感性、運動熱情及價值接受方式。也因此，從佔中以來香港的一切亂像就與這種對國家的恐懼緊密聯繫在一起。香港反對派固執地將國家想像為一個巨型“利維坦”，一個與香港自身接受及理解的自由秩序存在嚴重規範性衝突的現實性政治意象。既往，國家因貧窮落後而遠在天邊，兩制固可安寧。今日，國家因開放發展而近在眼前，兩制劇烈摩擦，張力陡轉，既往相安無事的模糊政治共識終於被現實力量的自然變遷所打破。這種打破是自然發生的，並非中央刻意而為。作為一種相對中性的歷史事實，中央和香港都存在一個重新理解和適應的問題，只是中央相對從容，香港措手不及。這種舊有理解、共識及平衡被打破的態勢仍在繼續，決定了香港不可能在短期內按照中央理解與意圖快速調整到位。對國歌法本地立法及一地兩檢的反對已近乎本能化與歇斯底里，而決定性偏離了香港社會應有的精神從容狀態和公共理性軌道。
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國家主義”與“本土主義”的全新對峙，其憲制衝突強度已超過既往的“建制/泛民”及民主回歸論範疇。這些是怎麼發生的？兩制間的精神分歧是如何各自演變及加劇的？說實話，對於這種歷史與精神的複雜性，中央也不是一開始就明了，而是逐步學習與理解，最終達到一種關於一國兩制的更完整認知。一國兩制最初只解決基本框架問題，其細節和具體血肉取決於回歸後的精細治理與因變調整。
呂大樂提出的「五大尷尬」
在重新理解香港與國家以及一國兩制發展性難題方面，香港本地學者呂大樂教授可謂獨樹一幟，入木三分。作為資深的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先生長期致力於研究香港社會變遷歷史與規律，曾以“這麼近，那麼遠”概括香港與內地的微妙精神關係。在香港回歸二十年之際，其《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一文（《二十一世紀》2017年6月號）更是就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尷尬處境給出了頗為中肯理性的回答，準確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結構性焦慮”，我稱之“呂大樂焦慮”。這一焦慮可以大致表述為：1980年代奠定的一國兩制及其基本法秩序，乃是建基於一種保守主義和兩制區隔主義的時代共識基礎上，以香港的過去和國家的現況為經驗根據，未能對1997之後香港與國家的各自變化及未來關係模式展開積極想像和建構，更無精神及憲制上的充分準備。
呂先生全文圍繞這種“焦慮”展開，將其合理地細化為“五大尷尬”：其一，九七回歸的確切歷史與憲制性質未能獲得充分理解；其二，一國兩制的最大共識在於維持現狀，而不是尋求周全方案；其三，“五十年不變”逐步由保障變為束縛，妨礙香港社會應變更新；其四，一國兩制安排未能穩妥考慮和回應“代際正義”難題，無力應對青年世代訴求；其五，一國兩制缺乏前瞻性與發展性視野。客觀而言，呂先生的這些犀利論斷，在回歸二十年“褒貶兩極”的各式討論中，是客觀面對歷史和真正面對問題的警世之論。
“五大尷尬”是參與“一國兩制”制度實驗的央港雙方共同的尷尬。回歸二十年，正是基於“一國兩制”在精神及內在制度方案上的不完備性，央港雙方各有重大的意義挫折：對中央而言，香港“人心回歸”始終未能解決，23條立法和國民教育這類國家建構常規議題始終受挫，兩地融合更是遭遇香港地方抵制；對於香港而言，政經形勢朝著日益不利方向發展，既往的全面優勢和國際聯繫未能得到鞏固，政改之路艱難困苦，青年本土激進攪擾，國家干預日益強硬。在互有挫折的張力積累中，香港社會運動終於走到佔中對抗，繼而升級為旺角暴亂及港獨分離。這一發展已大大超出“一國兩制”固有範疇和底線。
呂大樂先生基於社會學家的在地敏感性之分析，給人極大啟發。不過，對“一國兩制”的評價與展望也不可過於悲觀。一國兩制是國家塑造的特別憲制框架，其背後有著深刻的國家理性基礎和中國治理哲學中的辯證法思維，是一種“以時間換空間”式的歷史秩序生成智慧。呂先生的“尷尬論”於香港或許是一種歷史與精神的真實，但在國家而言卻不盡然。國家決斷實行一國兩制固然有種種歷史和實力的局限，但其貫穿始終的國家理性基礎則從未改變：以香港獨特優勢支持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為了國家發展利益而暫時擱置主權法理。這使得“一國兩制”背後的國家理論與國家建構方案變得相對模糊殘缺，造成了國家理性偏離國家理論的奇特安排。但國家從未忘記自身的主權身份與建構任務，故在面對香港社會的保守性乃至於對抗性的條件下，更加凸顯了國家建構的意志、法理與制度化努力，人大釋法及人大政改決定構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國家建構制度化成果。未來三十年的主題，除了繼續維持兩制合理差異與活力之外，具有國家建構意義的依法治港與經濟融合將成為主流方向。
香港需要一次精神大轉型
但要害問題仍然在於，國家始終有全局及清醒的秩序藍圖，國家已經重新規整和出發，但呂先生指出的“香港人始終仍未發展出一套站立於‘一國兩制’基礎之上的香港論述”的精神保守性與尷尬處境仍難以看到改觀跡象和路徑。一國兩制的“呂大樂焦慮”也許不在於國家無所作為，而是香港需要一次嚴肅面對國家與主權秩序的精神大轉型，在身份認同之“國際”與“本土”之間續補“國家”缺環。
國家主題構成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轉型的命門。隨著香港既往所依賴的國際與地緣比較優勢的變遷，如何從國家發展中獲得機遇及紅利成為香港經濟、社會與青年世代的發展瓶頸抑或機會窗口。但這一次精神大轉型前所未有，香港人遭遇到了中英（中西）帝國權力秩序決定性變遷的歷史時刻，過去的二十年是不斷趨近這一時刻的多層面準備階段，而今天則作為一種歷史事實擺在了全體香港人面前。也因此，十九大對於香港而言，就不僅僅是一次普通的中共黨代會，而是一國兩制的轉型號角，是香港決定性融入國家的歷史時刻。目前的“呂大樂焦慮”尚未給出完備的“呂大樂方案”，但這樣的思考方向與方式無疑是準確和負責任的。我們期待香港社會公共理性的再次綻放，就像類似的理性曾經支撐香港社會與香港人群體度過漫長艱難的殖民近代史、與內地一直保持著血肉文化聯繫、創造出亞洲四小龍奇跡及獅子山精神並穩健地適應著回歸後的一國兩制初期發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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