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中國學術與權力 如何擺脫曖昧？

歷史顯示，中國是遲至改革開放以後，即1981年1月1日才實施了第一部教育和科學事業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之後才開始有本國培養的博士。1983年5月，中國第一批博士共18人一同獲頒博士證書，在當年這可是件歷史性的大事，不但登上人民大會堂主席台，獲黨和國家領導接見，《人民日報》還刊載新聞報道，隨文附上18名博士的頭像照片和簡歷。

別誤會，這18名博士的論文絕不是僅用了兩年就趕出來，反之，他們有的人鑽研學問多年，例如中國培養的第一位博士馬中騏早在1964年就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但學術生涯兩次因政治動蕩打斷，文革後還一度因年齡超標而被阻於研究生報名之外，幾經波折才戴上了博士帽。

中國在1977年恢復中斷了12年的研究生教育，但是當年沒有建立學位制度，所以研究生也沒有碩、博之分，首批博士入學時甚至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學位。那是文革剛結束，中國人才嚴重青黃不接、百廢待興的年頭，國家領導、學界都深刻認識到人才的戰略意義，中國的學制也需要與國際接軌，培養博士也明確強調要重視其業務能力高於「講政治」。

世事變幻、滄海桑田，今天全中國的博士人口高達數十萬，增長率比改革開放後的中國GDP增速更猛烈，中國媒體甚至用「學歷大躍進」來形容，但其中真心研究學問的比率達到多少？答案可能讓人內心發毛。從實際效果看，中國科學與人文領域不乏成果，早幾年還得了諾貝爾醫學獎，但原創成果佔比有多高？中國企業是不是仍要依賴外來核心技術？與此同時，學術腐敗、論文抄襲、名人學術不端的醜聞層出不窮，還有博士生被導師當廉價勞工、甚至「奴隸」，導致博士生自殺的事件也時有所聞。綜合起來，中國的博士教育給人的印象是魚龍混雜，博士生自殺揭露了學問受權力污染的斑斑血淚。

中國現在有多少博士？有網民根據統計局的兩組數字做粗略估計，估算人數約在70萬到80萬之間。筆者核對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實施30周年時公布的官方數字，當時中國累計培養的博士已有33萬5000人，再根據教育部官網統計，2016年中國共招收博士生7萬7000人。綜合上述幾個訊息，中國現有七八十萬博士，每年「新增」約7萬名博士，數字應該大致不錯。

這些努力攀登學問巔峰的大隊人馬中，肯定有人是對鑽研學問心嚮往之，願意付出青春、甚至窮一生之力探索宇宙與人生的真相，但更多人是為了實際利益、為了求職、求仕、甚至求權力讀博。研究生課程擴招、用人單位把招聘標準線提高到碩士或以上，這是讀研人士增長的一大原因。此外，還有部分官員熱衷在職讀博士，目的是博個「學者型官員」美名，還能增加官場競爭的籌碼。在此之外，更有社會各界人士，把「博士身份」看成為自己增添身價的裝飾物，他們自稱為「博士」，為此洋洋得意，內心卻把博士學位鄙視為極廉價的工具，以權力或名氣交易來取得。最近新聞鬧得沸沸揚揚，被抖出從碩士到博士論文都涉嫌抄襲的所謂「學霸」演員翟天臨，就是最後一類例子，也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應該說，「假博士」東西方都有，但這個新聞在中國更容易刺激讀者神經，一則教育在東方社會一直有神聖的地位，教育公平又被東方社會視為最基礎、最重要的平等。然而，中國的學術偏偏又是極容易被權力、被利益污染的一個領域，歸根究底，這與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中，學術的獨立價值與空間不足有關。

古人有雲，學而優則仕，暗喻着「學」是通往「仕」的重要途徑。古代文人相信，學術要為實現家國理想所用，轉換到現實中，學術成了體制的一部分或延伸部分。不論是有權者或者學術人員本身，潛意識都難擺脫將學術視為權力依附物的心理，權力也剋制不了將學問納入「帳下」的衝動，「錢學」與「權學」交易多種多樣，像翟天臨的所為是其中較為惡劣的一類例子。

回想起來，在1980年代百廢待興之時，人們更能專心鑽研學問，在各種資源豐沛起來後，學術的獨立價值與空間反而岌岌可危。中國的學術能否擺脫跟權力的曖昧關係？答案或許是要樹立「為學問而學問」的價值觀，肯定學術的獨立價值與空間。今年是中國五四運動百年，此時反思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科學主義、個性解放與獨立思想，更深感啟蒙之路，依然任重道遠。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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