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紹樑：五四運動，關香港事！

必列啫士街青年會，1927年魯迅曾在此演講〈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合成圖片）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1919年初的巴黎和會上，英法意等戰勝國決定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中國國內，引起了中國學生的強烈不滿，5月4日，3000餘名大學生雲集在北京天安門，高舉「取消二十一條」、「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拒絕和約簽字」、「還我青島」等標語橫額，示威隨後蔓延全國，多個城市出現罷工、罷課、罷市風潮。最終，中國巴黎和會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另一方面，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新思潮湧現。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高舉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旗幟，拉開新文化運動的帷幕。其後，北京大學聘請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樹人（魯迅）等到校任教，《新青年》和北大遂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基地。

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扮演了先鋒的角色，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八事」，是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理論文章。之後，文學團體相繼成立，著名作家湧現，文壇氣象為之一新。

1919年的五四運動席捲全國，也波及香港。5月中旬起，《華字日報》等報道香港市面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消息，街上貼有反日、杯葛日貨的傳單或標語，一群學生從中環歌賦街出發，手持寫有「國貨」宇樣的油紙傘，經威靈頓街、皇后大道及德輔道遊街，結果在皇后大道與文咸街交界被捕，最終被處罰款。其後，皇仁書院、英皇書院、英華書院等校學生響應，舉行集會並決定成立「學生聯合會」，港英當局大為緊張，採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包括：

一、應日本領事要求，查禁據說內容有抵制日本，提倡用國貨的《初等論說文範》作為學校課本。

二、 通知《華字日報》、《循環日報》等報刊，報道新聞及發表評論，必須「慎重公平」，不准「煽動」抗日愛國、妨礙治安。

三、重新釐定各私立中文學校的課程，要求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一律採用《香港國家簡明漢文讀本》，宣揚英皇法政與尊孔讀經。

金文泰爵士1925年至1930年任港督，他提倡中文教學、尊孔讀經，任內設立首間官立中文中學（即今日的金文泰中學），他更支持港大增設中文系，由晚清進士頼際熙等教授歷史和經典。

港府的保守回應，令五四文人大感不解，魯迅1927年來港演說時，就不無諷刺地說：「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是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無聲的中國〉）他後來又說：「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略談香港〉）

胡適也說：「我的大意是勸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財富，努力做到普及教育；同時希望他們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後倒退。」（〈南遊雜憶〉）

不過，五四運動的影響，並沒有因香港政府的保守態度而停止下來，例如彭粵生等人，便在西營盤設立「策群夜義學」，並呈報香港教育司立案。他自任教員，向貧苦兒童灌輸知識；同盟會會員蘇兆徵等人則在香港成立中華海員工會聯會總會，並呈報華民政務司立案。這些早期提倡新式教育的人士和工運人士，分別為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奠定了基礎。1930年代，許地山教授來港主持港大中文系，以及1937年抗戰爆發後，大批南來文化人如蔡元培、蕭紅、戴望舒等，都令新文化在香港呈現出一番新氣象。

 

參考資料：

一、《五四運動畫冊》，李國強編，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9年3月版

二、「動與醒──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孫中山紀念館

 

文章轉載自《灼見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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