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添生：大學撥款不應短視 長期承擔你我有責

去年十一月，「反修例」抗爭者與警方分別於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校園內及附近爆發激烈衝突，造成多人受傷。兩所大學設施遭受嚴重破壞，校園到近日才能重開。

教資會掌權分配學額 重研輕教失大學價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後，政府去信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表示將撤回中大及港大醫療教學設施工程合共兩億五千萬元的撥款，之後再撤回理大十七億五千萬元的撥款，工程包括加強醫療培訓的教研大樓，以及擴建圖書館。

在此敏感時刻抽起大學撥款申請，自然令人聯想到背後牽涉政治考量。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暫時撤回是希望有更多時間爭取議員支持，不少聲音則質疑政府借此舉來「懲罰」大學生。民建聯何俊賢指警方在理大搜出超過3000枚汽油彈，議員需衡量大學管理層的管治能力和其他因素才能決定是否通過撥款。當然，大學撥款涉及的是長遠基建，用這個方法「懲罰」的，不可能是現任大學生，也不會是大學管理層，而是未來社會的發展。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手握大學撥款控制權，政府以整筆撥款形式，交由教資會根據院校的研究成果、學額指標等去釐定資助金額。資助分為經常補助金及非經常補助金。前者用於大學的學術活動及管理工作，後者則用以資助校園工程項目，是次政府暫時撤回的撥款就屬於非經常補助金。教資會在考慮所有因素後會向政府提出撥款建議，並交由立法會審批。

機制看似完善，既能由專業人士所組成的教資會作為諮詢組織，亦由立法會擔任審批工作，確保公帑用得其所。但事實上教資會對大學撥款掌握生死大權，現時香港各大專院校為人詬病「重研輕教」、「重理輕文」，都被指是由於教資會的撥款公式所引起。教資會透過「優配學額」機制，按院校表現和學術發展去重新分配院校部分的學額，而學額多少會直接影響院校所得的資源。因此，院校側重教資會評分較高的研究項目，如科研、醫療，教學工作和人文學科就相對被忽略。

愈多科研成果，院校表現愈好，該大學獲分配的學額和資助亦會更多。獲重新分配的學額多會被綜合型大學所吸納，開辦更多實用性高、有市場需要的學位。如是者，坐擁豐厚資源的大學集中科研和開辦受市場歡迎的課程去獲取更多資助，聚焦人文教育的院校就愈見萎縮，形成學術界的「貧富懸殊」。這現象不但導致高等教育界的發展失衡，更令本港院校只培訓市場需要或當前經濟所需的人才，大學淪為職業訓練所，無助長遠人力資源和社會發展。

教育歸教育 考慮撥款時政治應靠邊站

立法會的審批工作亦令大學撥款成為政治角力的另一個戰場。不能否認，大學生一向是社會運動的主力，無論是是次「反修例」運動，或是反高鐵、反皇后碼頭搬遷、「佔中」等事件，在前線往往見到不少大學生的足跡。但若因為大學生對社會的熱誠，就決定押後甚至反對向大學撥款，此舉乃非成熟的公民社會所樂見。大學撥款不應被視作對大學的犒賞或懲罰，政府及政客亦不應將大學撥款變成控制大學管理層是否配合一些政治動作的胡蘿蔔與棒子。

大學撥款展現一個社會對教育、對下一代和對社會未來長遠發展的投資和承擔。「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筆者相信大學撥款所代表的是社會對人才培育的承擔。陳肇始表示政府將重新將三項撥款交上立法會審議，望各位議員顧及到大學對社會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為香港作出理性務實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