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愛社：中印之爭再思考

2017年8月28日，當中印在洞朗對峙時，我在《聯合早報·言論》撰文《從史料看中印之爭》，詳述了戰爭的起源並預測了後果，所依據的史料是「西藏農牧學院馬列教研室和西藏自治區黨校理論研究室」編撰的《西藏大事輯錄（1949年—1985年）》，可以說，是一部取自於中國官方的「信史」。

但是，該文只是說明中印之爭的歷史淵源；而今，隨着中印又爆發對峙事件，竊以為，可以將為什麼爆發該事件的外部因素再敘述一番。

中印之爭，源於「麥克馬洪線」，也就是當年英國殖民印度時期，與中國西藏地方政府簽署的協議中所劃定的邊界。對中國而言，沒通過中國中央政府，是西藏地方政府與印英政府簽署的，因而是無效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共奪取新中國政權後，依據國際法的有關規定，對「喪權辱國」的協議等一概不予承認，對攫取中國大片領土的所謂「麥克馬洪線」，當然會拒之不理。

但是，從印度一方而言，不管是中方認為的「非法」的協議，還是與西藏地方政府間劃定的邊界，只要簽署，就是必須遵守的。這種心態也罷，訴求也好，對中方而言，似乎難以理解。但是，對印方而言，就是須要補償，或者說交換的一種傳統國際法上的「割讓」；之所以有這種作為，是基於一種補償心態和利益交換。

補償心態和利益交換，是從二戰後期，周邊國家對華態度和戰略考量開始的。先是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在中國抗戰最吃緊，須要開闢東方第二條戰線時期，在與當時代表中國中央政府的國民黨代表會談時，就把中國必須同意外蒙古獨立作為先決條件；如果不同意就不出兵，依然讓中國軍隊在本土與日寇對壘，其勝算渺茫。

迫不得已，蔣介石接受這個條件，即便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中共舉辦了盛大的紀念活動，曾任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卻道出了實情：中國是二戰的戰敗國，絕非戰勝國。他所依據的，就是戰後中國版圖遠非戰前形態。

如果說，當年斯大林強行讓中國割讓外蒙古，還美其名為「民族自決」，其實就是出兵中國的一種「補償心態」。當然，這也是為了在二戰後，蘇聯和可以預料會再度崛起的東方大國之間橫亘一道屏障。朝鮮、越南，還有印度，就是在「利益交換」心態下，對華提出領土，或者說地區主權要求。

先說朝鮮，抗日戰爭時期，也是有滅國之仇的朝鮮人，有「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先期在上海成立；後有金日成領導的游擊隊在中國長白山安營紮寨，等到朝鮮勞動黨在北朝鮮成立政權，就向中共提出原配屬四野的朝鮮人投入「民族解放運動」。為此，中共向朝鮮方面輸送三個由朝鮮人組成的師級部隊，為後來韓戰中北方突擊衝鋒做出了貢獻。

但是，當中國與朝鮮劃界時，位於中國境內的長白山，包括天池都一分為二劃為兩半。長白山由此成為朝鮮人眼中的聖地「白頭山」，也稱「將軍峰」，也就是當年金日成在中國黑山白水間卧薪嘗膽，在華夏大地上準備武裝推翻日本殖民統治朝鮮的大本營。奪取朝鮮政權，並且在中國浴血幫助下鞏固政權後，也是會在中國「尋根」並藉機「改土歸流」。

同理，早在中國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越南籍將領洪水就給予毛澤東支持。中共取得政權後，更被授予少將軍銜；毛澤東和胡志明也是感情篤深。「抗美援越」期間，中共也是將白龍尾島劃給越南，安裝雷達和防空武器，當做在北越遭受先是法國，後為美國轟炸時預警的「橋頭堡」。後來，這個白龍尾島也是中越劃界時，「順手」就給了越南。

如果說，當年朝鮮有三個師的朝鮮人，前期參加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共為了再次「解放全人類」，將幫助過中國革命的「朝鮮同志」再送還，並且在後來劃界時（和第一次中印之爭同一年，即1962年），將長白山一分為二，也是一種「利益交換」，那麼，着眼於「麥克馬洪線」，印度為什麼也會用「補償心態」，或者「利益交換」視角看待，並且強烈要求中國「應當」把藏南地區全劃給他們呢？

早在二戰時期，國民黨派遣的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等地與日軍鏖戰後彈盡糧絕退守印度。尼赫魯派遣的援華醫療隊支援中國，在我們看來，那是中國一方在抗擊日寇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充當了「馬前卒」的角色，犧牲自己，獨擋一面。

但是，換位思考，那些對中國做出犧牲，或者叫貢獻的國家而言，人家何嘗不想有所補償和利益交換？當年的越南如此，朝鮮如此，難道印度會有例外？與朝鮮，越南沒有「宿怨」的，同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尚且如此，繼承了英國衣缽的印度會有例外？所以說，史料記載，當年尼赫魯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時，毛澤東想了十天十夜也沒想明白，只好讓戰爭來斷曲直。

其實，在我看來，就是「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在中國看來，那是「不毛之地」；在印度看來，中國主動後退20公里後繼續蠶食的大量土地，就像當年斯大林強行將外蒙從中國划走一樣，那就是阻滯中國從青藏高原俯視印度的天然屏障，和可以安置大量人口、水肥草美的「香格里拉」。

再着眼於戰敗者的心態：1962年中國戰勝後，不僅再放棄大片領土，而且將繳獲大量武器擦拭乾乾淨凈交還印度，這無疑是再次羞辱。當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將六國武器收繳鑄就12個銅人有「止戈為武」的警示；拿破崙在滑鐵盧慘敗，勝利一方收羅法軍的武器，鑄就了面向並警示戰敗者的雄獅。中國勝卻沒有鞏固勝利果實不說，還把武器擦拭乾乾淨凈還給印度，在中方看來，彷彿進港的戰艦空炮七響，以後還會「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對印度這樣的戰敗者而言，那就是三倍於羞辱自己的「二十一響」！

中國歷來用自己的思維方式去推論這個世界，並以為別國和自己一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實那都是自己的一廂情願。

如果用戰略觀點看待當下中印之爭，早在1973年，也就是中印之爭10年後出版的，時任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的約翰·柯林斯寫就的《大戰略》一書，就揭示了中國和印度這樣有領土（海）之爭的國家之間，應當遵循的戰略原則，那就是「聰明的戰略家選擇通向重要目標而抵抗最弱的路線，在敵人動搖時猛施壓力，擴張戰果，從而避免失敗。」　

如果說，當年中國沒有遵循這樣的戰略，從而導致今天的被動，那麼，還是克勞塞維茨的話依然有啟發：「在對付一個只受內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則約束的野蠻的敵人時……這只能使我們更加嚴肅地對待戰爭，而不應該使我們出於人道讓佩劍逐漸變鈍，以致最後有人用利劍把我們的手臂砍掉。」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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