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慧：日美首腦會談後的中日韓關係走向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大慧 （中評社 陳潔瓊攝）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黃大慧日前出席中評智庫在北京舉辦的、以「美日峰會與東亞區域關系」為主題的「思想者論壇」，評析日美首腦會談後的中日韓關系走向。
黃大慧在會上發言表示，2021年4月16日，日本首相菅義偉訪問美國並與拜登舉行會談，這是拜登就任以來接待的首位外國領導人。加強日美同盟，利用「印太」遏制中國成為此次訪問的重點。除此之外，菅義偉與拜登就經濟合作、疫情防控、氣候變化、安全保障等主要議題發佈了聯合聲明，在這些領域處處針對中國。其中，在經濟合作領域，兩國明確了在5G技術、網絡安全方面的進一步合作，意在集中兩國技術，在尖端領域與中國展開競爭。在氣候變化領域，日美設定了2050年碳排放為零的目標，試圖藉此施壓中國，促成中國給予合作。在疫情防控領域，日美達成了通過「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加強彼此之間以及對「印太」各國的疫苗供給，試圖與中國在「疫苗外交」方面搶占話語權。在安保領域，日美除了反對「中國在東海以及南海地區以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以外，還再次確認了「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並破天荒地標記了「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等內容。日美兩國領導人還就中國香港與新疆的所謂人權問題表達了共同「關切與擔憂」。
黃大慧指出，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日本領導人訪美高調宣揚日美友好，加強雙邊關系，這是意料之中的。但令世人關注的是，菅義偉訪美的核心話題，始終是圍繞中國展開的，如何應對、牽制、遏制中國，成了日美首腦會談的主要內容。此次日美首腦會談同3月16日舉行的日美外長與防長「2＋2」會談如出一轍。那次會談的大部分內容也都與中國有關，不僅刻意強調日美同盟的「基石」作用，還大肆渲染「中國威脅」。尤其是，在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竟罕見地公然點名批評中國，妄稱中國的行動「不符合國際秩序」。
黃大慧進一步指出，早在2015年4月，日美修訂的《日美防衞合作指針》中，就已將應對中國崛起作為日美同盟的基本戰略目標，但彼時雙方「擔心引發中國的不滿甚至摩擦」，並未明面上過分針對中國，表現得比較「克制」。然而，時過境遷，今天的日美，無論外長與防長「2＋2」會談，還是首腦會談，不僅遏制中國成為核心議題，而且膽敢公然直接指責中國。尤其是日本，在「攜美製華」道路上越走越遠，扮演起急先鋒的角色。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何中方要使用「甘願仰人鼻息，充當美國戰略附庸，不惜背信棄義、引狼入室，出賣本地區整體利益，令人不齒、不得人心」這一連串詞語，對日本進行猛烈痛批了。在我們的印象之中，這種情形，自197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好像還是第一次。
隨後，他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系大體可劃分為三個「二十年」，即1972到1992年的 「蜜月期」、1992年到2012年的「摩擦期」，以及2012年之後的「對抗期」。事實上，自2012年前後起，伴隨中日關系競爭性、對抗性加強，日本開始視中國為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甚至「假想敵」，並基於這種對華認知，針對中國積極採取制衡政策。在這一點上，實際上日本遠遠走在了美國的前頭。美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才明確將中國當成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與東亞地區多數國家的反應不同，不是採取「兩面下注」的模糊性的對衝政策，而是實行總體上制衡而有時對衝的政策。這是由日本的地區強國地位以及日美同盟特殊關系等因素所決定的。2012年到2017年期間，安倍政府在「俯瞰地球儀外交」下，積極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遠交近攻，攜美製華，中日關系嚴重惡化。2017年之後，鑒於國內外環境發生變化，制衡中國的政策難以為繼，日本轉而積極強調中日兩國要從此「化競爭為協調」，甚至高調宣稱中日關系「進入協調的時代」。的確，此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中日關系重回正常軌道，但這只不過是日本因應國內外環境變化所做出的策略性調整。事實上，日本制衡中國的戰略取向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們必須認識到，中日關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中日接近」更不意味着「日美乖離」，要認清中日美關系的表象與本質。打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如果把中日或中美之間的矛盾看作是「敵我矛盾」，那麼日美之間則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在關鍵時刻或關鍵問題上，日美甚至日美歐必將聯手對付中國的。
黃大慧指出，拜登上台之後，宣稱要修複與其盟友的關系。對此，日本方面抱有特別高的期待，試圖借機加強日美同盟關系，並構築遏制中國的反華統一戰戰。長期以來，提及日美同盟關系，人們往往用「美主日從」來加以形容和表述。然而，近些年來，日美同盟的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我們看到，拜登上台以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
從近期日本的對華表現來看，主張「協調」的少了，強調「競爭」的多了，日本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顯的倒退。中日關系彷彿再現2018年前的「競爭性」狀態。據此，是否可以說中日關系重回正軌的發展趨勢宣告結束了呢？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日關系經歷了「惡化—改善，再惡化—再改善」的循環過程，現在是否又陷入「惡化」境況之中？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日關系恐怕難於擺脫這種循環。
再從中日韓關系的視角來看，面對中國的崛起，韓國和日本的反應和戰略選擇是有明顯差異的。與日本把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並採取積極制衡政策不同，韓國總體上把中國發展作為本國發展機遇，並盡量採取「兩面下注」的模糊性的對衝政策。韓國方面最近明確表示，美國是韓國的最大盟友，中國又是最大貿易夥伴，韓國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韓國在重視韓美同盟關系的同時，也會盡量保持與中國的良好關系。也就是說，韓國雖然與日本同為美國的盟友，但這並非意味着韓國對華政策與日美步調完全一致。當然，也要看到，在拜登政府的強壓之下，韓國在中美間的「平衡」政策將面臨巨大的考驗，不排除進一步傾向於美國的可能性。
展望未來，黃大慧表示，隨着影響中日關系的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因素，仍將對中日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如果說，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影響中日關系的主要因素是歷史問題，第二個十年是釣魚島問題，那麼第三個十年台灣問題很可能成為中日爭端的焦點。此番日美首腦會談聲明，自1969年以來時隔52年重提台灣問題，公然幹涉中國內政，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