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世界說中國》發佈 中國敘事如何做？
「我向世界說中國」新書發佈會 （中評社 郭至君攝）
中信出版集團副總編輯蔣永軍致辭 （中評社 郭至君攝）
發佈會現場 （中評社 郭至君攝）
新書作者王輝耀和苗綠（中評社 郭至君攝）
《我向世界說中國》新書出版 （中評社 郭至君攝）
當前，中國面對的國際輿論環境錯綜複雜，中國仍面臨被污名化、標簽化和被政治意識形態化等多重挑戰。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提升國際話語權，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在新國際輿論環境下實現話語突圍，營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成為中國當前對外傳播工作的重要任務。
7月14日，全球化智庫（CCG）以「中國新敘事」為主題舉辦研討會，與會專家將就中國故事的海外傳播路徑及傳播方式分享經驗觀點，共話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新模式，積極為中國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建言獻策。會上還發佈了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我向世界說中國》。
中信出版集團副總編輯蔣永軍致辭說，早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首次將「講好中國故事」作為明確的工作要求提出，之後黨中央多次強調要提高國際傳播能力，更好地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中央議事日程上越來越重要。《我向世界說中國》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並且今天在這裏首發，我感到非常榮幸。當今中國的發展故事可謂波瀾壯闊，精彩紛呈，吸引了各方矚目，但隨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難免會引起一些誤解和有意的曲解，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這次突發性公共危機事件中，這種情況尤為明顯，媒體報道的也比較多了，在這裏我也不贅述。鑒於此，當前中國急需發出在國際舞台上有影響力的聲音，向世界講述中國的發展故事。
智庫作為二軌外交的主要參與者，在國際交流中更加開放、靈活，使官方對外溝通的順華及，尤其在國際形勢風雲變幻的當下可以打有作為，《我向世界說中國》這本書就向我們講述了全球化智庫作為中國領先的國際化智庫，在成立以來的十餘年間是如何致力於向世界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案例，看到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如何應對芒克辯論會、慕安會、達沃斯論壇等種種高端大氣的論壇晚宴背後所隱藏的唇槍舌劍，邏輯陷阱，向世界貢獻中國方案，展現中國智庫風采。
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儲殷在討論中提到了「外宣的內宣化」問題，他表示，這所帶來的話語衝突和文化誤讀是增加了，比如我們外交官的發言到底是說給國外聽的還是說給國內聽的，我們「講好中國故事」重要的干擾是講故事講給誰聽，專家、學者講中國故事的時候，到底是講給誰聽的？甚至很多外交場合所講的話，到底是不是講給外國人聽的？這要三思。這就是出現了對象的混亂。「講好中國故事」過程當中，不管在專業性上，還是在語言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混亂，敘述、講故事本身是有多種情況的，敘述本身是有模式的，是有一套技術標準的。而我們現在有個很大的問題，當外宣內宣化以後，兩套技術標準都是一套標準，這樣就會出現用內宣的技術標準要求外宣，或者出現外宣在傳播過程當中，內宣的技術標準成為了主打力量，這就會出現你投了很多錢去辦對外宣傳，但這個對外宣傳最後只在國內產生積極效果。這和外語沒關係，早期我們認為英語好就行了，英語好是基本的前提，現在出現的情況是英語很好，但說的話對方也不懂，我們用非常流利和正規的英語說出讓外國人完全摸不著四六的話，這是「講好中國故事」最大的問題。
儲殷也表示，外宣內宣化和互聯網時代、自媒體時代結合在一起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就是外宣的民粹化，大家都很關注，流量又是一項很大的生意，當這種聲音足夠大的時候，他對本身「講好中國故事」構成了非常嚴重的一種反噬。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的一些專家、外交人員為了迎合這種情緒，這種情緒很正當，但為了迎合這種情緒出現了降低專業標準的情況，這樣導致非常糟糕的結果，「講好中國故事」為中國國內互聯網情緒所裹挾，而且煽動情緒對立非常有助於流量提升。最後的結果，「講好中國故事」不僅在國外面臨很大的困境，也面臨越來越多來自國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這本書就非常重要。
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董關鵬表示，目前中國的國際傳播有三個非常嚴重的痛點，第一，關於「匹配」兩個字。這次總書記講話專門講了匹配，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中國國際傳播形象嚴重不匹配。第二，是「聽到」的問題。所謂聽到，就是中國大量的聲音，其實西方大量人群和主流受眾聽不到。第三是「信賴」的問題，即便我們很多東西出去了，但人家還是不信。我讀這本書有三個加強的認識。第一、國際傳播不是國際宣傳。第二、國際對話而不是國際自述，因為現在自己講中國的故事，單方面講的太多。第三、加強認識，全民行動而非政府包攬。我被啟發了以後，也深深地覺得我要到處推廣一下三個經驗——議題設置、回應關切和平和交流。
中國駐紐約、舊金山原商務參贊何偉文表示，現在我們的外宣確實面臨着巨大的挑戰，而國際的輿論環境，特別是西方的輿論環境越來越惡劣，儘管我們的成績越來越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悖論，我們需要來認真地思考。第一，要做好細胞，贏在細節，任何龐大的生物都隨細胞構成，任何龐大的故事都是由細節構成，如果我們不把細胞構造好，細節做好就很難贏。我們要把具體的事情，具體的交流做好。第二，我們要和美國的主流媒體做朋友，儘管他們在思想上很反對我們，很多對我們很尖刻，沒有關係，跟他們做朋友。第三，對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抹黑要有冷靜、清醒的估計。世界非常廣闊，我們要有信心，我們主要的對象不是把西方媒體弄倒，而是要給世界大多數人講，讓他們接受，讓他們了解。
華僑大學世界文明對話研究中心主任黃日涵指出，外宣中有三個關鍵詞特別重要。第一，「對話」。第二，「平台」。第三，「突破圈層」。對此他認為有四個方式：第一，接地氣。這很重要，現在很多官方機構講述中國故事過程中往往是不缺地氣的，簡單來說就是「沒有說人話」，有些節目講述過程中太一板一眼了，包括日常交流和演說過程中一樣，有很多權威的機構做的短視頻長頻、受眾非常有限，所以，國際語境轉化非常重要。第二，聚人氣。做外宣和「講好中國故事」目的是什麼？就是交朋友。第三，有底氣，「講好中國故事」也要展示國家的正面形象。第四，有靈氣。就是講述方式方法的選擇上，要更加得靈活多樣，而不能教條主義的內容方法，在講述外宣體系或講述外宣話語權過程中需要思路上轉變。
華僑大學世界文明對話研究中心李懷亮表示，西方為什麼誤解中國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對中國的發展模式不熟悉。第二，信息不對稱。第三，對中國迅速發展的恐懼。第四，評價標準不一樣，西方按照自由國際主義的觀點，對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道路、發展模式有非常鮮明的二分法。根據美國、英國這些西方國家總結出來的經驗，一種社會，一種制度就是文明的，現代的；一種是愚昧的，落後的，野蠻的。從判斷的標準或要用西方的尺子來量，中國哪兒都短，哪兒都不對，所以尺度也是評判標準的問題，也是很深刻的原因。而我們底氣哪兒來？就是要有自己的標準，要有自己的話語權，這個話語權不是憑空產生的，在西方自由國際主義大的思潮下，中國的輿論是受到脅迫的，是受到壓制的。中國要說話就得有自己的話語權，中國的話語權哪兒來？來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理念。所以，我們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靈魂，以聯合國話語體系為基本框架，以中國的案例作為生動的，鮮活的案例，我們就可能講好中國故事。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史安斌強調了文化接近性和情感傳播，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要求，不光是媒體的事兒，也不光是智庫的事兒，更多的還是要植根於我們地方的基層幹部，他們如何能力真正地去面對外國媒體，外國友人，外國智庫的交流和溝通。希望以這本書作為開端，能把總書記提的要求，全面提高國際傳播能力作為我們未來智庫努力的方向。
北京語言大學國別與區域研究院研究員壽慧生說，宣傳不等同於溝通，宣傳是讓別人聽我說什麼，但溝通是不需要一定要說服別人的，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們對外交往溝通的時候，只是要表達自己，智者善聽，希望彼此能夠交流理解對方，僅此而已，達到這個目的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大外宣導致的是把自己的意願，自己的委屈強加給別人，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很難實現真正的共情，真正的國際傳播、國際交流。政府現在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從政策角度來講，應該需要推動更多的，給社會智庫更多的空間，鼓勵他們並且在政策上給他們一些扶持，讓他們有更多的空間擁有更多話語權來實現我們主體和手段的多元化。只要主體改變之後，手段自然就會多元化，也自然就會靈活，目標獲得方面也會產生很大的不同，獲得同情又向協會共情方面轉變，這樣才能真正地融入國際社會，同樣讓國際社會真正理解中國。
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學研究中心教授滕繼萌談到了「共情」，他說，共情不一定只講個人的故事，還可以講他者的故事，通過把他者的故事納入到我的敘事體系裡，然後贏得對方的尊敬。《我向世界說中國》作者之一、CCG秘書長苗綠也在討論會上詳細介紹了該書的主要內容。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