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從大清盛世危機看香港青年問題
近日趁著閑暇在家認真拜讀了《哈佛大學中國史》。這套巨著雖然是由一批外國學者撰寫，但「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裡面提出的許多觀點不無新穎獨到之處，尤其是解讀滿清帝國解體部分，頗值得當前本港的執政者好好咀嚼。
正如我們所知，古代科舉制度是要為國家官僚體系培養一群有才能的官員，並為基層提供向上流動性的機會。然而，清政府害怕擴充官員數量會增加支出，一直無視人口大幅增長，長期把公職人員數目維持在很低的水平。據《哈佛大學中國史》指出，在一八零零年即大清盛世時期，全國只有約兩萬個官位，而人才庫已累積逾一百四十萬名秀才和進士。也就是說，大約有七十個獲得功名者只對應了一個官位，社會出現人才嚴重過剩情況。結果一個名叫洪秀全的失意考生，日後組織了太平天國起義，大傷清朝元氣。
朝廷拒增官位 知識分子變反對派
當然，也有一些人幸運地晉身政府體制內。但不少人因為官員職位數量有限，只能被安排到被稱為一時之選的候補區—翰林院。這些人尚未獲得實際職權，但本能上又自認為在道德和學識上都遠勝於當朝為官者，令該院無形中成為反對派的集中營。
至十九世紀前半葉，隨著仕途與政治的受挫感日日俱增，這些有才智的年輕知識分子變得越來越憤憤不平，衍生出具批判性的政治風格，在正式官方管道之外成立小型論政團體，有組織地不斷批評政府施政，促使清政府支持武力威嚇，造成災難性的第一次中英戰爭，間接加速清朝滅亡。
關乎香港福祉的新一屆特首選舉，在前天終於塵埃落定。市民心儀的候選人無論有無當選，都要面臨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選舉結果已定，社會大眾只能寄望新當選的特首林鄭月娥在未來五年為香港人謀福祉，尤其是針對性地解決困擾社會多年的青年問題。
可以說，近年香港的青年問題與《哈佛大學中國史》提出的大清盛世危機不無相似，兩個時代都面臨著同一個難題：這邊廂，整體經濟規模蒸蒸日上；另一邊廂，教育系統生產出來的人才的速度，大於政治系統或者經濟能提供的稱意職位空缺，成為盛世之下隱藏的最大危機。
大學生難向上流動 積累怨氣
以往，香港的大學生很輕易就能找到一份收入理想和穩定的工作。但隨著大學普及化，近年學歷通脹大大提高了向上流動的門檻。而人才過多的同時，公務員職位又沒有相應地增加，市場上部分精英行業也存在僧多粥少情況，不少年輕人即使擁有大學學位，亦不代表能夠覓得一份理想的工作。
這些年輕人苦無出路，加上部分人背著「學歷包袱」，不願意放下身段投身低薪行業，形成惡性循環，更難向上流動。許多看不到未來的青年人亦累積憂慮和怨氣，令社會更趨不穩。
在大學擔任講師的許多年輕學者，在這個過程當中更扮演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反對派急先鋒角色。這些年輕人有如居位清朝翰林院的才子，同樣對社會事務充滿熱血，喜歡論政，渴望融入政治體系，但由於本港不像歐美國家，有機會讓年輕人投身政府和公共諮詢事務。有志服務社會的年輕人要麼心灰意冷，要麼埋堆，參與一輪又一輪的社會抗爭運動。
新政府需吸納更多年青人參政
年輕人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社會未來的希望。林鄭月娥上台後，或許應該吸取大清盛世危機的教訓，（筆者承認這個類比有點誇大）創造更多青年往上層流動的機會，協助青年工作或創業。
當然，生活在後物質主義年代的年輕人，除了追求向上流動，也渴望更多地參與社會事務。林鄭月娥政府也有責任吸納更多青年人加入諮詢架構，讓年輕人有更多的參政議政機會，而不是繼續游離於政府體制之外，擔當激進抗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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