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港服務業成熟 在大灣區擔當重要角色

圖為廣東自貿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大公報資料圖片）

很多人或許不知道，作為國家高端智庫成員之一的IPP（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早在去年6月就正式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由鄭永年教授和莫道明教授兩人共同執筆的政策報告，建議創設“環珠江口灣區”。報告中提到的“環珠江口灣區”，從覆蓋範圍上等同於現提到的“粵港澳大灣區”。此後，IPP的多位教授也都在不同場合宣講了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 

今年全國兩會上，中央提出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此後，整個珠三角都在躍躍欲試，希冀能在這一輪的機遇中搶得發展之先機。作為創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議人之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對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有何理解和建議？ 

一、角色定位 

“大灣區”不僅僅是經濟概念 廣東還要承擔體制創新等重任 

Q：在過去的近40年發展中，廣東一直被視為改革先鋒。“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再次將廣東推向了改革前沿。在這一輪發展中，珠三角和港澳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鄭永年：“灣區”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很長時間慢慢積累出來的結果。以前提環珠江口大灣區、粵港澳合作等概念，有些內容是重合的，不同的是這次概念上升到了中央層面。 

為什麼中央要在這個時候提“大灣區”？我覺得這是要思考廣東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在哪裡。過去我們是排頭兵、先鋒隊，在很多時候廣東都是領先的。現在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出現了很多困難，也希望把珠三角作為重點研究的對象和突破口，希望廣東能有更多的創新和進步。 

其實在我看來，困難和危機都是必然的。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來看，沒有困難和危機就沒有升級。現在的關鍵是，中央只是在宏觀層面做一些頂層設計，大灣區能不能做好，還是要靠地方。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是以廣東為中心的，但對灣區的定位很重要，這是做“領頭羊”的國家項目，而不僅僅是一個廣東項目。廣東需要承擔起更大的責任，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概念，而且是體制創新、區域整合這個層面的概念。 

不應過分看重誰是核心城市 而應強調城市間的協調合作 

Q：說到區域融合，對於香港、深圳、廣州誰是龍頭、火車頭、核心城市的討論絡繹不絕。怎麼看待它們之間的競爭？誰應該是核心，或者說這個灣區是否應該有多個核心？ 

鄭永年：事實上，珠三角的城市融合之前一直在做，包括城市升級、城市之間的互利互通、同城化等，還有後來的粵港澳合作，推動珠三角與港澳的互通。但相對而言這些提法都太局限了。粵港澳作為一個城市群，就要通過整合提升經濟總量，但現在各個城市之間還是太分割了，城市分頭幹、重複建設，城市融合度不高。 

大灣區內的11個城市，無論從哪個要素來看都不一樣，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關鍵是如何進行資源的配給，只要整合好資源就沒有問題。所以，準確來說應該是灣區中各大城市的結構升級的側重有所不同，不應該過分看重這些城市誰是核心的問題。比如，論經濟體量，香港比廣深要大，但廣深不可能在經濟體制上與香港同步。但若是其他城市引導香港，則更顯得頭輕腳重。所以，這個粵港澳大灣區的主導權，放在哪座城市，都有其他城市不服，因而更需要強調城市間的協調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是規劃而成的產物，所以它的發展建設也應該是在國務院的調度統籌下按照各個城市在規劃中的定位來進行資源配置。有些問題，需要中央政府來協調，有些就需要各地去具體推動實行。市場經濟都是利益驅動的，沒有利益憑什麼過來，而有了利益就自然會向你流動。 

各個地市都要在大的背景下去思考可以扮演的角色、背後的價值以及能做點什麼。但有一點，經濟要素一定要動起來，不動起來就是產能過剩，就是泡沫。 

 

二、互利互惠 

廣東要進一步借力港澳服務業 為“走出去”建國際化分工網絡 

Q：中央指導下的大灣區建設，其首要目的是實現區域內部的互惠互利，粵港澳灣區的構建需要做到哪些內容？ 

鄭永年：事實上，我們是可以通過各種政策創新把灣區建設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典範。 

首先，政府及壟斷行業應該向市場讓渡空間，政府加快實施投資負面清單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包括金融、證券、信托、保險、租賃和基金管理機構等許可牌照發放在內的改革措施。其次是法制環境的供給。建議通過地方立法設立改革保護條例，保護改革者的嘗試，區分改革試錯與個人責任之間的關係，從而建立新型政商關係。 

而在社會層面，就是要加強社會事業供給，包括加強養老、教育和醫療社會組織建設，幫助年輕人減輕“上有老、下有小”的負累，使年輕人能夠預見未來的美好而甩開膀子大膽創新創業。 

最後是要以發展服務業為主，加強製造業技術升級。一方面從香港和澳門有選擇地引進服務業，加快灣區服務業發展；另一方面發揮香港和澳門在灣區企業“走出去”的門戶作用，為灣區企業構建國際化分工網絡服務。 

Q：近年來，粵港合作的重點正逐漸轉向服務業。兩地在服務業合作上其實也有著各自的訴求。 

鄭永年：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廣東，進一步與香港加深服務業合作對其經濟發展有特殊的意義。如果我們回顧香港服務業的起源及發展里程就會發現，廣東的加工製造業的發展與香港服務業的發展形成了良好的互補關係，而產業的互補性也奠定了粵港兩地合作的良好基礎。香港服務業在金融、會計、法律、醫療、市場推廣、物流、設計、專利授權等方面都擁有專業人才，並具備豐富經驗和國際視野。 

因此，要以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合作為著力點，發揮粵港澳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的特殊作用，積極打造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樞紐和支撐平台。深入挖掘粵港澳灣區的經濟產業、航空海運、國際網絡人脈等資源，加強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縱向分工與橫向合作，成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三、創新融合 

經濟層面上的整合是最基本的 要更多考慮社會體制上的整合 

Q：“大灣區”概念提出後，就有不少學者在探討：灣區為什麼沒有選擇在渤海灣、長三角這樣一些擁有港口群和城鎮群的區域，而最後選擇在珠三角？  

鄭永年：其他地方的探討都只是停留在經濟層面。在經濟層面，每個區域都可以談，但體制呢？要達到的目標呢？這些是其他區域沒有的。 

中國要構建一個國際平台，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可能性，只有在珠三角。因為它毗鄰港澳，而且聯繫緊密。大灣區的概念不能只是看經濟，也要關注社會、法制，而社會法制最終也將促進經濟的發展，這是一個互補的關係。 

以自貿區為例。現在國內有那麼多的自貿區，但卻都沒有形成內部的競爭，基本都是通過政策形成窪地，吸引資源和資本流過去。這在我看來，其實就是把資源從左手放到右手，自己玩自己。而我們要構建的灣區是要吸引國際的資本，要在新一輪的國際競爭中勝出，這些都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的。 

Q：如何理解你提到的制度和目標？粵港澳優勢如何體現制度層面上的融合？ 

鄭永年：我認為現在談“大灣區”應該從三個層面來說，首先是要通過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城市間資源的共享，達到互利互通，這對於每個城市群都是最基本的。我們對比世界其他的灣區，東京、三藩市、紐約都是通過政策協調，來實現灣區內部資源的有效整合。 

而經濟層面上的整合是最基本的，我們還要更多考慮社會、體制層面上的整合，尤其是珠三角與港澳在社會、體制上的融合問題。一直以來我們都在推動粵港澳更緊密合作，建立更緊密的貿易合作伙伴關係，但是各地仍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改變思路，而不單單只是傳統意義上的“互利互通”。 

我的建議是在粵港澳之間建立一個共同的勞務市場、房地產市場，享受同樣的社保政策，這樣港澳居民可以到珠三角找工作，購買社保、購買房子。這樣既可以解決二三線城市房子過剩問題，又可以解決香港澳門就業問題。 

Q：這就是你所認為的 “粵港澳大灣區”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 

鄭永年：過去內地民營資本紛紛跑去香港投資房地產、服務業，導致香港產業單一，很多本地人就業都成為問題。可反過來，香港在服務業的專業人才又恰恰是內地城市所需要的，珠三角市場那麼大，很容易就消化了香港這部分的過剩產能。過去港澳優質資源我們都很少利用，而且還出現過為了港澳發展而犧牲自己發展的情況。比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並沒有很好地利用起來，反而影響到廣東金融行業的發展。 

在放開勞務市場、房地產市場之後，珠三角城市還應該學習香港成熟的法律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我們搭建起來的這個灣區平台極有利於經濟發展，又有助於社會整合。其實歐盟最初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然後再搞社會整合的，慢慢地就變成了一個共同體。 

粵港澳之間都是講粵語，文化差異不大，應該不僅僅構建一個經濟共同體，還要構建社會共同體。 

 

四、國際競爭 

粵港澳有制度創新的優勢  現缺的是附加值高的資本 

Q：換句話說，因為港澳的關係，珠三角是最有可能率先與國際實現全面接軌的區域？ 

鄭永年：當粵港澳真正實現了共同體，就會非常有國際競爭力，這也是我想講的第三個層面。我認為粵港澳灣區應該作為一個國家級平台參與到國際競爭中。近些年，我們通過自身改革，與西方制度對接，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等，正在更深入地與國際接軌。在未來的國際環境中，中美之間優質資本的競爭將會越來越激烈。 

但有一個問題是，在國際環境下，中國現在還很難取代美國去制定規則，而如果我們將粵港澳灣區打造成一個國際平台，這個平台內部的規則是我們可以控制的，那麼，這對我們參與競爭是非常有利的。 

反過來說，讓粵港澳參與國際競爭，也符合珠三角產業升級的要求。我們要促進產業升級，不能關起門來，而要引入更優質的資本，既要內資更要國際資本。珠三角是一個龐大的市場，肯定能夠吸引很多優質的外資。我們現在缺的不是一般的外資，而是附加值高的資本，而且外資不光是錢，更重要的是人才。 

Q：相對於國際上其他幾大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還有三藩市灣區，中國提出的粵港澳灣區在國際競爭中會有哪些優勢？ 

鄭永年：粵港澳灣區與其他灣區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我們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只要我們把城市整合起來了，再加上原有的成本優勢，這些都是遠遠超過舊金山、東京、紐約的。 

其次是我們還有制度創新的優勢。國際上其他三大灣區的制度已經基本成熟了，而我們是白紙一張；我們學習其他灣區的模式，並不是一味移植，而是要根據自身的實際進行制度創新。灣區內11個城市資源的配置，不僅僅是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還是制度資源的有效配置。深圳特區的制度創新能力不比其他地方差，而港澳又有自己的制度體系，不同制度之間的碰撞一定能產生火花，驅動創新。 

所以，在珠三角這些城市中，不管廣州、江門還是順德，都肯定有各自的優勢，思考如何去推進或者融合，都要先明確區域間的定位，要清楚在這個平台之內，不單單是產業升級，不單單是吸引港澳資本，更是要回到社會層面，在制度和機制上去尋求創新。 

 

文章原刊於《南方都市報》，原題《粵港澳大灣區的探討不能只停留在經濟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