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一國兩制的“第二春”2.0版正在路上

香港反對政治歷來是一種“弱忠誠”的傳統，早期是模糊接受“一國兩制”的“民主回歸論”，後期則經由佔中及港獨而發展為“去中國化”的“本土分離論”。這一不斷激進化的民主社運路線與中國的大國崛起處於同一歷史周期，其前景與困頓在冥冥中似有注定。

香港反對政治的最高潮是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奪得7席，基礎選民高達40餘萬。彼時香港本土派不僅在本地政治中迅速崛起且碾壓傳統泛民，更有在國際空間壟斷香港民主代表權和話語權的政治意志。台獨看到了這一運動的政治聯盟資源及潛力，不斷加大聯動和援助力度。戴耀廷在立法會選戰結束後豪邁著文：“功能組別是下一個戰場”。言下之意，“一國兩制”朝向“完全自治”乃至於獨立的道路障礙正在被本土民主力量一一拔除。然而，2016年10月12日的立法會宣誓風波及隨後的人大釋法根本扭轉了這一被“樂觀期待”的本土化進程，“一國”的法理與法律行動刺激反應，陡然加速。隨著本土派議員“2+4”被DQ以及香港法院在判詞中對“一國”法理的高度確認，不僅本土派選戰優勢被結構化對衝，更使得反對派一直穩定控局的香港司法也發生了他們不願意面對的“國家化”調適與轉型，香港“新新憲制秩序”（相對於1997年佳日思的所謂“新憲制秩序”）加速形成。

立法會宣誓風波及隨後的人大釋法根本扭轉了被“樂觀期待”的本土化進程。(大公報資料圖片)

香港立法會近期討論“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反對派拉布熱情與花樣大大衰減，呈現疲態。事實上，佔中失敗之後，香港整體民意都在反思轉進，求穩求安，不願“透支”給反對派的激進運動，更不願破壞自身已經享有的自由秩序與福利生活。香港憲制完備，穩定繁榮，不存在“暴政”前提，這是該地不可能發生與其他轉型地區類似之顛覆事件或政治悲劇的根源。佔中後的青年本土運動雖然一時風起雲湧，更有旺角暴亂之宣泄和立法會選舉的戰績，但這些人的政治理論與戰法畢竟幼稚，對國家意志、國際形勢與本港民意流變缺乏深刻體察與理解，終於劍走偏鋒，在港獨宣誓衝突中遭受重大挫折。 

為提振士氣及尋求新的政治論述和議題優勢，反對派在特首選戰中積極“造王”（曾俊華）以及通過林子健案做短促突擊，均無濟於事。相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在這些大體同類的“刺激—反應”或危機管理過程中日益成熟，更多運用法治思維與方式解決問題，更多依靠香港本地社會的民意與理性實現再平衡。過去五年，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挫折不斷增加，而建制派及中央的政治成熟有了較大提升，對一國兩制的整全論述及“融合發展”的戰略調整日益清晰定型。

反對派在特首選戰中支持曾俊華當選。（大公報資料圖片）

拉布本是議員特權，在香港獨特的二元政治格局下演變為惡意消耗的議會非理性，民意對此本早有怨憤。“一地兩檢”順時應人，在經濟利好、高鐵生活圈以及國家發展戰略中均給出香港位次與機遇，更便利香港新一代居民走出機遇和空間相對狹窄的本地，在更廣大的國家發展空間中尋求全新的身份認同與成長成就。反對派既往一系列的“妖魔化”論述，在顯著的民意實用主義與國家整合主義面前顯得十分單薄虛乏。因此，甚至有泛民議員發出明顯的和解信號，不參與拉布，以及正面肯定新特首的施政作為。

當然，香港反對政治的疲態化，其扭轉的根本還在於國家發展的大勢。中共十九大確立了新時代的世界觀與發展戰略，這不僅是國家治理方案，也是全球治理方案，整個世界都在思考中國對未來的意義及與中國的合作空間。“中國+”成為全球治理與經濟發展新思維。香港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不可能抱殘守缺，一葉障目，必然會對這一大形勢之變遷做出理性回應和適應。我近期讀到香港“中間派”代表之一袁彌昌先生在《明報》的文章《當香港自由主義遇上中國地緣經濟》，其中提及對這一形勢變遷的戰略理解，以及香港資本主義“反向”學習大陸社會主義以加入“新全球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顯示香港青年精英的理性思考在日益清晰化及成熟化。

“中國+”成為全球治理與經濟發展新思維，香港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不可能抱殘守缺。（新華社資料圖片）

特朗普訪華事件對香港社會亦有震撼。中美簽署2535億美元的貿易大單，這不僅是一種貿易上的互惠安排，更是一種對兩國之權力地位與秩序的相互承認。貿易與和平及發展直接相關，中美經貿關係的再平衡有助於中國爭取到更長時段的和平發展周期，有助於中國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更從容的布局及展開。與中美全球性的貿易及權力秩序再平衡相比，香港作為西方干預中國的個案因素的地位與價值將進一步下降。台灣的國際價值也在快速縮水，這從近期APEC會議上台灣代表宋楚瑜的諸多尷尬中足可見證。

在港獨方面，經歷國家層面嚴厲的反港獨綜合施壓，以及社會民意的冷淡化，操作空間已大有縮減。此外，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公投獨立的夭折及伊拉克庫爾德獨立運動的逆轉，均顯示國際社會對“民族自決權”之法理與政治正當性的理性反思以及對公投式民主激進負面效應的合力管控。這些事件也是對港獨的有力打擊。

中央治港除了主權性控制主題之外，更關鍵的是身份認同的“人心政治”。（大公報資料圖片）

這些內外因素都共同作用於香港反對政治，使其呈現疲態以及訴諸理性調整的“和解”取向。這也給中央對港統戰及依法治港的穩步推進提供了戰略性契機。中央治港除了主權性控制主題之外，更關鍵的是身份認同的“人心政治”。而人心政治不僅僅是國民教育問題，更是國民管理問題，是香港人的中國公民身份真正成為平權依據、有效法律身份以及參與國家公職服務體系的憲制基礎。一國兩制在新時代需要有新內涵和新氣象。借助反對政治的疲態化及國家政治的剛健化，一國兩制的“第二春”或“2.0版”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