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祺：香港前途何在？用好有約束的自由！

香港過去三四十年佔內地經濟規模有巨大變化。資料圖

這是筆者為城大出版社剛出版的新書《告別西潮——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第二卷「香港前途何在？」作一點演繹。本文加上一個副題「用好有約束的自由」。原因何在？

2014年佔領運動好像潘朶拉盒子，一經打開，內裏的疾病、禍害便難以收拾，為害人間。我們看到大學生有粗言穢語的自由，港獨分子有公然侮辱國家民族的自由。2016年農曆元旦夜旺角暴動的震撼場面，這些自以為行使公義的暴亂分子，以為有衝擊警方防線、擲磚塊、破壞社會安寧的自由。這些都在香港特殊情况下才會發生。除了他們濫用自由外，還有「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問題。筆者相信，無約束的自由是自我毁滅的開始。古語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早前旺角暴動案梁天琦等的判決，就是時辰到了！以現代社會倫理來說，則是傷害原則——行使自由的界線在於有沒有傷害他人或集體的問題。

放在一國兩制層次，佔領運動後中央治港政策更從寬鬆的「不管就是管好」，逐漸收緊到如何利用好中央管治權，由中央把關，做到「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走樣、不變形」。這個「用好有約束的自由」還有一個背景：香港經濟規模相對於國家整體愈來愈細，港人更應知道自己分量，學習孟子「小事大以智」。

無約束的自由可以去到幾盡！

一直以來香港是一個十分自由的社會。經過這幾年這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我們看到無約束的自由正在一點一滴磨損特區的高度自治。成長於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浸淫於互聯網的虛擬世界，自以為生活在一個「民不聊生」的年代，要以暴易暴救香港。舉其極端例子：因為以為是「制度暴力」，拘捕旺角暴動暴徒的警察是「持槍匪類」(香港大學學生會語)。

自由是一種價值，偏好個人自主性的無限伸展。現實是自出生開始，我們便接受各式各樣的約束，所以我們要分辨自由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亦應如此：社會主義中國容許資本主義香港，高度自治是當年特殊歷史條件才有的妥協，不一定2047年再度複製。青年世代更應看得遠些——香港的將來是十三四億中國人話事！

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是承認及尊重「一國」主權，以「一國」為先。過去幾年這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令人震驚的地方，是視中央主權及中華民族如無物。中國自秦漢大一統已有2000多年歷史，制度、政令及文化統一。這個大一統已成為國家及民族意志。「一國兩制」寬鬆的對港政策居然惹來港獨冒起，並與外部勢力及台獨勾結，並有一大批「殺君馬者道旁兒」。能不令中央擔心？若他們熟悉一點中國歷史，一定知道這種作為是「找死」。

為什麼他們會最後走上「找死」之路，這與自由主義的本質有關。自由主義實質是一種缺乏內容的心理結構，處於一個永不滿足的「我要」追求狀態。若缺乏有效內外約束，只會愈加瘋狂。對於自我中心的等而下之者，則要被約束使其懼之。正如《白虎通義》所云「設刑罰者，明白所懼也」。

中國有愈來愈多的「香港」

隨着內地過去三四十年高速發展，香港至今佔內地經濟規模有巨大變化——遺憾的是愈來愈小。例如1997年香港佔內地本地生產總值約18%，2013年已跌至3%之下。今天香港已不能再與國家同一層次作比較。2017年深圳本地生產總值已超越香港，這是繼上海及北京之後第三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超越香港。隨着內地整體經濟增長持續，在很快的時間內，不止深圳，重慶及天津等二線城市亦會趕過香港。當然，對於一些信心滿滿的港人來說，我們的人均生產總值仍然高企。對！然而深圳創新科技集中的南山區，去年人均生產總值達到5萬美元，已超過香港，正在追趕新加坡。

這個經濟規模亦關乎香港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在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時提到「蘇州過後無艇搭」，意指香港應抓緊中國發展機遇，若我們繼續將精力花在政治內耗上，中央政府只能過期不候。回到上一世紀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香港經濟規模約佔全國四分之一，看來當時香港無可取代。中央用好香港期盼之切，彰彰明甚。今天中國擁有愈來愈多「香港」，就算我們有不可取代的優勢，不宜妄自菲薄，還是值得我們反省一下：香港佔國家經濟規模的份額對未來發展有什麼關鍵性後果？

使其有所懼之——自由的約束

這一卷「香港前途何在？」有三四篇文章討論芬蘭化，其重點是孟子「小事大以智」的智慧。回歸21年，部分港人天天叫着「打倒中國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中央不單止不計較，還不時推出惠港政策。反共可以，但反華、辱華便萬萬不可！現在一些人已過了這一底線，後果香港一齊付。

有學者總結當年小芬蘭與大蘇聯的適應性政治，其要義是不激怒大蘇聯，要接受西方政體的芬蘭納入社會主義蘇聯的地緣勢力範圍；對蘇政策要得到社會普遍支持；外交政策由精英主導，沒有坦率辯論的自由；媒體亦要自律。香港與中央關係有一個《基本法》的高度自治框架，不似當年蘇芬兩國純屬國與國赤裸裸的實力比併。况且芬蘭有被蘇聯懲罰的經驗——1958年夜霜事件——更懂得激怒蘇聯的後果。這就是弔詭之處：中央對港寬鬆政策，最終被一些人變成放縱、無約束的自由。

香港與中央關係，正如上文提到，一是香港經濟規模佔內地比例愈來愈不重要，二是港獨及相關議題已造成中央對港一些「看法」。除非我們下定決心加以彌補，並能夠改變路徑，否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石會一點一滴地磨損！對於不懂自我約束的盲衝瞎闖者，「設刑罰者，明白所懼也」是有用的，前提是社會整體明白缺乏約束自由的禍害。當然芬蘭化的適應性政治可以參考，但大家社會政治條件不同。香港太自由，尤其對一些觸及底線的言行過於放縱。若要求一些懷有政治目的或盲衝瞎闖者自律是緣木求魚，但為了香港整體及長遠利益，重申一點，只可使其懼之，因為這些人根本不知他們的言行正在傷害自己、其他人及危害整體社會。

 

文章原刊於《橙新聞》，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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