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楊局長論廣東話，何錯之有？
十月七日，星期日，晴。然而，香港廣大群眾心情卻因為教育局楊局長一句說已很小心翼翼的話，變成狂風驟雨。
當日，據明報報導，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上於港台節目上提出，「我們用廣東話學中文，將來會不會長遠？……全世界學中文，你想下有哪些地方（學）廣東話？其實無的……即是說成個世界將來的中文發展，是以普通話為主。香港700萬人社會用廣東話學中文，將來會不會長遠？會否有個分別在這令我們失去優勢呢？這個要專家去研究。」
楊局長小心翼翼，以問句方式提出建議，是一個相當委婉的說法，想必他已從「宋欣橋母語風波」感受到當代港人對於語言議題的熱情。可惜，他在電台節目中發言，顯然未有恰當地回應港人的這份熱情。這份熱情，連劉德華也未能逃過，單憑委婉修辭，楊局長如何能躲？
楊潤雄沒有考慮港人的「熱情」
說一句話，有真善美三個層次的判斷準則。就「真」而言，楊局長不算太錯。以廣東話學中文的地方，全世界不算很多，主要就香港一地如是。局長說「無」，取其良好意願，相信意思是，「除香港以外沒有其他地方」，夏仁諺信納此語為「真」。可惜，局長之言，雖為真，卻不善也不美，原因是他的盤算沒有把人的熱情計算在內。其實，人的熱情並非不可量度，量度社群熱情的學術領域，稱為身份認同研究。
自2014傘運以來，姑勿論傘運是否足夠理性，有一點是肯定的，市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趨強，反之中國國民身份認同受到了挑戰。研究界做很多問卷問市民「先是香港人還是先是中國人」，建議港府官員把有關結果多讀幾遍。在香港，粵普兩語之爭正好與意識形態上的中港矛盾重合。楊局長的話，再次挑動平靜一時的粵普之爭，是為不善，貶低一方之弱而強調另一方之優，是為不美。
其實，就語言政策之制定與推行，港府非無範例可依。港府素來最愛的參考對象新加坡，正正就是語言爭議的過來人。
從新加坡四語平等政策反思
作為一個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三族共處的細小現代化國家，新加坡自上世紀50年代起就一直衝突不斷，其中最嚴重的一次衝突發生於1969年，馬來西亞的馬華衝突殃及新加坡，暴動持續70天，釀成36死逾500傷的悲劇。新加坡政府以李光耀為首，一早就意識到種族矛盾是國家發展的首要障礙，他們在語言政策上加大力量下工夫，由60年代起就大力推動四語平等的語言政策，以英語為主要工作語言，尊馬來語為國語，華語與泰米爾同為官方語言。新加坡政府宣傳四語平等觀念，為的就是三大種族國民和平共處。
別以為宣傳四語平等是一椿易事。由於新加坡華人人口佔全國七成半，因此國內一直有華語優先之呼聲，其中的表表者是當時的南洋商報以及堅持華文教育的南洋大學。這一類呼聲，相似於分別在香港民間和精英官員間流行的「粵語優越論」和「普通話優越論」。在李光耀眼中，鼓吹一語獨尊對新加坡是一種威脅，是紛爭的禍端，其代價是社會和諧。結果，南洋商報高層遭逮捕，股權稀釋，南洋大學併入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光耀不惜以獨裁手法捍衛的是甚麼？值得港府官員深思。當然，對付媒體和大學，一是踐踏言論自由，一是踐踏學術自由，在今日的香港不可能被接受。但李光耀對語言帶來紛爭的深切體會與覺悟，卻是今日港官和所謂專家學者所無的。
何必開闢語言戰線
就香港目前的情況來講，矛盾已足夠讓人難受。林鄭不是還要推土地供應開拓政策嗎？黃遠輝不是才剛踩完一百八十場論壇匯聚民間社會共識？房屋土地問題不是重中之重嗎？香港社會還有哪個閒餘多開一道粵普戰線？
董建華1997年首先提出的兩文三語政策，先提粵語，後提英語與普通話，總的意思是三語並行才對香港最為有利。按照李光耀的治國理念，和諧第一，任何言論，只要對本該平等看待之語言厚此薄彼，都必須大力排除。
這個道理，家長最能體會，誰想家中兄弟姊妹天天爭吵打架？兩文三語，本來就是三語兩文並用，既促進香港成長，又維持社會和諧的構想。任何官員或專家學者，假如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而說錯了半句話，為了市民好，都有義務面壁反思。
至於該推廣教中，還是普教中，教育局素來奉行校本政策，不是能好好解決嗎？再不然，四課中文，兩課廣教，兩課普教，問題不就解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