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曦澤：民主是否比專制更善良
二戰後，美國作為世界頭號霸主，一方面，它為世界創建了基本秩序，並提供了大量國際公共產品，另一方面，它也有不少霸權行徑。針對後者，不少人會指責美國：「民主國家也這麼壞！」由此值得思考，民主是否比專制更善良？
動機論不適合 用來評價制度
其實，民主是否比專制更善良，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其提問角度完全是錯位的，即從善良和邪惡這一動機角度，探討民主與專制這兩種政治制度，是不當的。我們可以從功能角度探討政治制度，但不應從動機角度討論政治制度，尤其是在國際關係中。
政治哲學家科恩（Carl Cohen）說，「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專制也是。兩者都是決策和執行的一種方式或平台，既可以用於政治領域，也可以用於其他領域（如家庭）。民主和專制都有特定的功能，卻無特定的善惡，很難說民主（或專制）的動機就是善（或惡）的。這猶如，一把刀，很難說它是善的還是惡的。刀既無特定的動機，也無特定的效果，但它有特定的功能（如切菜、殺人）。刀在不同的條件下被不同的人所使用，服務於不同的動機，則產生不同的效果。
就國內看，如果不介入法治這一因素，民主的弊端並不少，多數人暴政就是其一。處死蘇格拉底，便是雅典民主弊端的表現，雅典民主對蘇格拉底並不善良。以致於，柏拉圖以降，民主在西方的口碑並不好。假如10個人組成一個團體，其中九個人看不慣剩下那個人，這九個人投票處死他，也是符合民主的——這種民主就是民粹，也是原始民主。儘管現代法治對民粹有很大的規制，但民粹並沒有被徹底馴服。今天，美國、英國等國家，民粹主義都在加劇。而在法治不健全的國家，民粹主義更加泛濫。民粹主義幾乎從不善良。
在國際上，民主更不見得善良。在古代，只有雅典民主這一案例。雅典勢力的增長引起斯巴達不滿，在衝突加劇之際，斯巴達國王並不主戰，他理解雅典的處境，也知道斯巴達人民更多地是被情緒所鼓動。他呼籲人民發揚克制的美德，但斯巴達的強硬派不同意；同時，雅典內部的強硬勢力也在增長。這導致兩邦的人民都越來越相信，如果不強硬，將既不利於本邦核心利益，也失面子。此外，同盟小國也在鼓動自己所屬的大邦與另一大邦鬥爭，這算是一種國際民粹。
於是，戰爭的車輪就被民意所裹挾，陷入熱戰的深淵。再看近一些的案例。希特拉德國具有民主的軀殼，民眾對德意志精神、日耳曼優越論充滿狂熱，這對二戰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二戰時期，亞洲戰場的順利使得許多日本人陷入狂熱，鼓動政府挑戰美國（這對中國倒是好事）。而日本「人民」也積極支持戰爭，這對擴大日本的對外侵略可謂「功不可沒」。日本這個例子或許有點不恰當，因為彼時的日本不是民主國家，但也符合民意裹挾政治的特徵。
在對外關係上，專制制度具有侵略性，不用討論。同樣，民主也具有侵略性。為什麼？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我在文章《民主侵略論——永久和平視域下的民主困局》中曾指出，一方面，世界的資源是稀缺的，另一方面，民主國家要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利益需求，就需要越來越多的資源。當國內資源不夠時，民眾會利用民主制度，驅使民主國家對外侵略和掠奪。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不管是希臘人還是非希臘人，「由於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們都在最強有力的人物的領導下熱衷於從事海上劫掠。他們做海盜的動機是為了滿足自己貪婪的慾望，同時也是為了扶助那些弱者……那時候，這種行為完全不被認為是可恥的，反而是值得誇耀的」，而「人們普遍地認為行兇作惡比單純誠實更為聰明，他們以具有第一種品質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種品質為恥辱。」民主制度的雅典也不例外。而且雅典人明確主張，「弱者應當臣服於強者，這一直就是一條普遍的法則」，希臘時期，民主的雅典是最有擴張性的。再看近代，最近幾百年的世界史，大體可以看作西方國家對外侵略史、殖民史和擴張史，而其中不乏民主國家。
人民是善良的，這個命題並非總是成立的。或許有人會說，民眾並不喜歡戰爭。姑且承認此點。但不要忘了，民眾也喜歡甚至更喜歡生活水平提高。這可能導致民眾不希望戰爭與民眾希望生活水平提高這兩個願望有時不兼容。當資源稀缺程度不高或通過國際貿易能夠解決國內資源需求時，這兩個願望或可兼容。當資源稀缺到一定程度且無法通過國際貿易來解決時，這兩個願望就無法兼容。如何解決兩個願望的衝突？要麼降低民眾生活水平，要麼通過武力掠奪國外資源。
由於大多數民眾不是軍人，不須參加戰爭，只須通過納稅甚至情緒來支持戰爭就夠了，因此他們是會支持戰爭的。例如，美國民眾對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支持率為96%，對阿富汗戰爭的支持率為94%，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率為70%。2010年8月，福克斯新聞網就「美國打擊伊朗是否合理」進行民調，結果顯示，92%的人認為，美國必須通過一切努力，保護自己及盟國免受伊朗攻擊，支持美國對伊朗開戰。最近，美國知名民調公司YouGov的調查結果顯示，47%的美國人支持對伊朗動武。
這意味着，民眾並不一定厭戰。只有當戰事不順，戰爭收益低於民眾的預期時，民眾才會反戰。民眾對戰爭的態度通常不是出於正義判斷，而是出於利益判斷。例如，美國民眾的確反對越南戰爭。如果美國民眾認為越戰是正義的，就應該支持到底。但實際上，美國民眾是因為中後期戰事不順而反戰，而非因戰爭不正義而反戰。如果戰爭順利，恐怕美國民眾就會夾道歡迎美軍凱旋了。
在國際關係中 民主未必比專制更善良
當代國際社會仍是無政府世界。在國際關係上，人們之所以推崇民主、法治等，不是因為它能夠讓國家變得更善良（動機角度），而是它能讓國家變得更強大（功能角度）；而強大意味着國家能在國際上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或合法或非法、或暴力或和平地獲得更多資源。在國內，民主與法治相結合，可能對人民更善良，但這不是這裡要討論的。
我們知道，專制之糟糕，主要是個人獨斷，因為個體理性是非常有限的，但這個困境同樣存在於民主之中。在民主決策中，大量個體是平庸的，包括自私、狹隘、短視等。這表現在對外關係上，既不能說專制更少侵略性，也不能說民主更少侵略性。哪種制度更善良，無法斷言。再從對全球化的態度來看，最近幾十年，反對全球化最厲害的，就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工人階層，因為他們認為其利益受損了。正是他們作為民主投票的主力軍，把特朗普推向總統寶座，進而發生中美貿易戰，且兩國衝突還在蔓延。
關於民主是否善良，關於美國民眾對中美經濟關係的看法，我們應該少點道德色彩和情緒。絕大多數人都是從自己利益出發來思考問題與評價事物的。在民主制度下，如果大多數民眾認為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某個外國的損害，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有意還是無意，他們就會傾向於對該國懷有敵意。甚至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有能力，還會主張對他國進行遏制或打擊。
說民主也有擴張性，並不等於說專制好，而是要打破對制度的道德幻象和期望。在無政府國際社會，在對外關係上，既很難說民主比專制更邪惡，也很難說民主比專制更善良；所以，既不要對專制抱有道德期望，也不要對民主抱有道德期望。如果某國或某人想在普天之下踐行國際道德，就得強大。唯有強大，才可能實現王道。
（作者是中國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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