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雙循環的演化

摘要

雙循環分別是指「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本文回顧了自1960年以來中國雙循環的演變。雙循環的相對規模及其隨時間的變化是通過計算商品及服務的國際貿易總量與國內需求總量各個組成部分之和的比例來衡量的。需要指出的是，完全隔離和完全自給自足可能會導致中國實際生活水平顯著下降。本文找出了阻礙雙循環可持續性的問題，並得出結論，即中國能夠在一定時間內成功實現可持續的無障礙雙循環。
1. 簡介

2020年8月2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中國應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我想通過本文討論一下「雙循環」，即「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循環的意思是指供應與需求相互滿足。從1950年至1978年經濟改革開放之前，除了與前蘇聯和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50年代進行有限的以物換物貿易之外，中國基本上只有「單循環」，即「國內循環」。這種情況一部分原因歸咎於由於朝鮮戰爭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一部分是由於在50年代後期中國與前蘇聯之間產生了糾紛。

1978年開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後，第二種循環，即「國際循環」在中國再次開始啟動，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國「雙循環」的恢復。但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重點仍然是國內循環。此外，國家有意的將兩種循環分開並且相互隔離。例如，外國直接投資者在中國經營的「來料加工和組裝」製造業務必須進口其所有設備和其他投入品，有時甚至需要自己發電。這樣是為了避免對國內任何投入品產生任何需求。同時他們的全部產出都要出口，以確保不會在國內增加任何供應。這種分離能夠保證中央經濟計劃能像從前一樣繼續發揮作用。

因此，從1980年到90年代早期，雙循環兩者之間完全獨立，沒有任何聯繫，一個循環中生產的商品及服務不能用於供應另一個循環，「兩者永無交集。」2 唯一共同的聯繫只有「來料加工和組裝」業務所僱傭的勞動力以及在經濟特區當地政府所提供的土地。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過剩，所以外國直接投資者僱傭工人並不會對國內勞動力市場和工資水平產生影響3。土地供應在當時也是過剩的，而且規定了外國直接投資者作為土地承租方不得在任何情況下將土地用於其他用途，因此國內經濟也並未受到影響。這種安排的目的是為了能夠保護國內經濟不受任何國際干擾可能帶來的影響。

我們可以把經濟改革開放初期的這種雙循環形容為兩個互不相交的循環，一個代表國內循環，另一個代表國際循環，彼此間幾乎完全沒有交集、重疊。當然，主導的仍舊是國內循環。

2. 雙循環的演化

圖一列出了1960年至2019年中國商品及服務進出口總額所佔GDP的比例4。很明顯，經濟改革開放實施之前的1960年至1978年之間，中國國際貿易年平均佔GDP比例為7.1%，其中僅有一年該數字超過了10%。在1978年至1994年之間，人民幣匯率經歷了一系列的調整，最終於1994年1月1日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並伴隨大幅度貶值（見圖二）。因此，出口開始增加，外國直接投資（FDI）開始向中國湧入（見圖三），利用國內換算成美元計價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為優勢建立出口生產基地。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佔中國國內投資總額的比例在1993年達到歷史峰值的15%，之後開始逐年下降，2019年這一數字僅為3%。這也反映了國內投資總額中的國內融資部分是在增長的（圖四說明國內投資總額佔GDP比例是隨時間不斷增長的）。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列出了國內最終總需求的不同組成部分：家庭消費（C）,國內投資總額（I）及政府支出（G）。圖中數據表明家庭消費佔GDP比例從1952年的65.6%下降到了2019年的38.8%，這是巨幅的下降。這個數字一部分反映了在50年代早期的人均GDP是很低的，另一部分反映了中國政府多年以來一直在奉行低工資政策。中國家庭消費佔GDP比例這一數字在全世界國家中處於最低的行列（美國這一比例為68%）。對比之下，國內投資總額佔GDP比例從1952年的22%幾乎翻倍式的上升到2019年的43.1%（峰值為2011年的47%）5。政府支出佔比相對較為穩定，從1952年的13.5%逐漸上漲到2019年的16.6%，峰值為2000年的16.9%。這組數據說明國內投資總額依舊是中國總體需求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圖四

但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兩種循環不再分離，而是取而代之的聯繫在了一起。外國直接投資者可以在中國境內購買投入品或銷售產出品。同樣，國內生產商也可以使用進口投入品，或者向市場上任意國內、外國買家出售其產出品（最初階段僅在其完成中央經濟計劃中所規定的任務之後才允許）。中國2000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進一步擴大了國際循環，使其直到2010年前後成為了主導性的循環。在2010年後，隨着人民幣升值、國內工資水平上漲及中國商品的出口市場逐漸飽和等原因，國內市場又重新回到了主要位置。不過儘管如此，由於工資上漲同時提高了中國快速擴張的中產階級家庭購買力，他們也對進口消費品及含有進口組件的產品產生了巨大需求。

衡量雙循環相對體量的一項有意義的指標是計算國際交易額（商品及服務出口額（X）與進口額（M）的總和）6與國內交易額（家庭消費（C），國內投資總額（I）和政府經常支出（G）的總和）之間的比例關係7。圖五中列出了這一數字，表中的數字說明在1980年之前「國際循環」和「國內循環」相比僅占其一小部分。在1980年至1993年間，這一比例數值從10%上漲為25.7%。在人民幣大幅貶值並實現經常賬目可兌換的1994年，這一比例數值從25.7%跳漲至35.7%，並在2000年中國入世前一直保持在這一水平。2006年人民幣再次升值後，這一數字達到了歷史峰值的68%，之後發生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現在這個數字降回到了36.7%，接近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情況，可能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可持續的國際化。縱觀多年的發展，中國自身的國內需求變得越來越重要，中國經濟也不再只是世界工廠的角色，也成為了國際市場。

 

圖五

 

由於經濟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幣匯率估值過高，國際循環在當時的相對重要性有可能被低估了。當然，如果匯率過高的話，也會對出口帶來影響，並且由於缺乏可信的外匯支付來源而間接影響進口。

3. 完全隔離和完全自給自足可能嗎？

儘管完全隔離、完全自給自足在某種程度來說原則上是可能的，而且1978年經濟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和現在的朝鮮都是這樣做的，但是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樣肯定是不可取的。兩個貿易夥伴國之間自願進行國際貿易對雙方來說都能夠擴大彼此的選擇，因此始終是能夠帶來雙贏的。除非兩國在每一個單一領域和行業的比較優勢完全一致，不然貿易給兩國帶來的利益一定是正數且不可能是負數的。因此，非自願減少國際貿易是兩敗俱傷式的做法。

中國及其貿易夥伴國家一直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為所有國家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在每一個國家內部產生了贏家和輸家。自由市場只會獎勵贏家，卻不會補償輸家。實際上，經濟全球化給每個國家帶來的經濟增長原則上足夠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每個國家補償其內部「輸家」的責任在其本國政府。現在的問題是多數國家並未能很好地補償輸家，而中國卻實現了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如今的中國只有在實際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完全自給自足。在過去的40年間，通過和進口產品的競爭和「邊做邊學」8的做法，中國生產的商品質量顯著提升。但是，現在中國仍然不具備製造一些產品的能力，如大飛機和先進半導體。還有一些商品，中國目前的生產能力並不能完全滿足國內需求，如糧食、石油、銅礦石、鐵礦石，這些產品和商品現在仍在大量進口。如果中國完全放棄國際循環，則將面臨這些產品和商品完全斷供或有限數量供應的局面。

因此，回退到單一循環，或者說僅依靠國內循環是不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中國的確需要自力更生，但這並不能等同於完全自給自足。如果退出世界舞台的話，中國是不可能勝出的。與美國的經濟脫鉤不會意味、也不應該意味着與全球其他國家的經濟脫鉤。為了維持國際循環，中國需要來自世界上其他主要貿易國家的支持，特別是歐元區國家。

4. 可持續性的障礙

可持續性出問題的原因有很多。例如，長期巨額貿易順差或逆差可能就是不可持續的。圖六列出了中國從1960年至2019年間國際貿易收支佔GDP的比例。在1960年至1994年間，中國商品及服務的貿易順差平均值為零。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佔GDP的比例達到歷史最高的7%，但在此之後逐漸下降到2019年的2%之下。未來，中國的目標是將貿易維持在進出口平衡水平，似乎是應當可以做到的。

圖六

 

如果關鍵供應鏈被中斷，可持續性也會受到干擾：因為不管出於何種原因，有些關鍵產品和投入品將不能進口。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找到第二個（替換）進口來源或者國內的替代品。國際供需可能由於多種原因被中斷、甚至完全被終止，因此大國不能對其過度依賴，尤其更不能依賴於單一國家。完全依賴於單一供應商（即使其來自最友好的盟國）的做法風險過高。可以破壞供應鏈的不可預見事件不僅限於貿易戰、疫情，還包括自然災害，如地震、洪水、颶風、龍捲風、海嘯，也包括人為災害，如破產、火災以及像三里島、切爾諾貝利和福島這樣的事故，更不必提禁運、戰爭和其它地緣政治衝突及糾紛。

擁有第二個進口來源雖然會增加交易成本，但這就好像買保險：凈成本增加，但同時也帶來好處。第二個替代來源的存在可以防止壟斷、降低壟斷權力及其造成的壟斷利潤，還可以引領全球經濟走向更加穩定、充滿競爭力的路徑，為所有消費者帶來好處。

通過適當的分散供應源，也可以降低進口關鍵商品可能受到阻礙所帶來的潛在影響。糧食、石油和金屬礦石廣泛分佈在全世界範圍內，適當的分散進口來源就可以為不可預見的中斷提供保險。物資儲備也是一種可行但暫時性的保險方案。另外，即使中國經濟保持增勢，國家對像銅鐵礦石這樣的原材料進口的依賴最終也會下降。老舊汽車、卡車和使用過的線纜上的廢金屬可以回收，並替代很大一部分現在還在進口的原材料。甚至紙張和木材也是可以回收的。這樣做就可以逐漸將國際循環變為國內循環。

然而，美國或其他國家9針對中國的關鍵產品出口禁令（如高級半導體和半導體製造設備）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因為這一困難很難克服。事實上，這是中國的「斯普特尼克號」時刻，宛似1957年前蘇聯將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入軌道之於美國的情形。中國正在要求加速本土創新，以實現在這些行業的突破。這將需要大量的投資和時間。中國在這些關鍵行業必須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為了鼓勵創新，中國也必須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在關鍵技術方面，自力更生實際上是法則，而不是特例。前蘇聯、法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鮮都曾是獨立自主地研製核武器能力，從未獲得任何來自外國的協助。中國1964年成功開發原子彈，當時國家依舊十分貧窮，人均GDP也僅不足200美元（2019年美元水平計價）。如今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一萬美元，國家應該有能力找到供應先進半導體和半導體製造設備的自主解決方案。但是，這種必要的自力更生應當和完全自給自足區分開來。

另一個中國乃至全世界面臨的可持續發展阻礙，就是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在這方面，中國已經在2015年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中做出承諾，而且有可能比協議中給出的時間更早完成履行義務。中國還一直在積極地推廣包括太陽能和風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

可持續性可能還需取決於可用的勞動力供應量。中國的工作年齡（定義為16歲至60歲）人口數量可能已經進入到了下降階段。當然，中國在中期時間內通過適當推遲法定退休年齡就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當前的法定退休年齡（女性55歲、男性60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制定的，當時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剛剛超過60歲。現在中國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變得更長，因此將全民的法定退休年齡定為70歲似乎比較合理，特別是再配合允許60歲以後即可選擇提前早退的規定。當然，60歲退休和70歲退休相比，來自「固定繳費」部分的退休福利也會有所不同，因為退休儲蓄少了十年的繳費，而且也減少了相應的收益。

在這方面，我們還應該對大家熟知的「幼稚產業」例外條款進行補充延伸，通過實施進口關稅的方法保護新興行業。傳統「幼稚產業」的論點認為需要對一個新起步的行業在特定一段時間內實施關稅保護，以確保其能有機會發展成熟並有能力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但是還存在另一種情況，即某一國家無論以再高的價格都無法獲得某一種必需的產品或技術。這種情況下，該國別無選擇，只能嘗試自主生產。這種類型的生產在初始階段可能需要補貼，直到該產品的生產成本接近其在全球市場的價格10。在該產品無法在國內生產的情況下，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發展都可能會受阻。因此，對傳統「幼稚行業」實施關稅是合理的，對延伸的「幼稚行業」進行補貼也是合理的。

5. 結語

當前擴大中國總體需求中家庭消費的組成部分是當務之急。這就需要提高勞動力報酬在GDP中的佔比，因此就需要提高平均工資水平。低工資政策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彼時中國所有的非農業工人都是直接或間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僱傭，工資水平也由中央決定。現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引起大規模工資通脹的情況下改變低工資政策，否則會轉而引發大規模商品通脹。

然而，中國人民對提高生活品質的需求不能僅僅通過增加私人家庭消費來實現。還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導，提高公共消費，包括環境的保存、保護和修復，開發並維護藍天白雲、綠水青山，提供百姓負擔得起的醫療及養老服務，以及充分的全民社會保障網。政府必須負起責任，支持中國本土創新能力發展壯大，特別是通過基礎研究，保障雙循環可以長久可持續發展。

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創造了令人十分羨慕的記錄。在過去的40年間，中國超過8億人口實現了脫貧。到今年底，將不再有中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因此，中國可以自豪的說：與1978年相比，所有人都是「贏家」，沒有「輸家」。扶貧和消除貧困不僅能夠更加平均的分配收入，還能夠拉高低收入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進而同時增加家庭消費需求總量。

現在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再一次被孤立於世界之外。中國必須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盡其所能，並維護國際秩序。我們可以和思想一致的國家相互實行三零原則（零關稅，零非關稅壁壘，零補貼），這樣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考慮的。當然，「幼稚產業」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