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數據：勿讓公屋陷社會固化怪圈

 

中評社香港1月4日電／住房是香港“老大難”的問題，其中公屋議題尤為受關注。截至今年9月，香港的公屋已逾80萬個單位，居住了超過210萬港人，但公屋輪候冊的數字依舊每年不斷遞增。中評大數據中心發現，儘管港人高度關注公屋的供應問題，但認為現行公屋政策只會加劇公屋供不應求的現象，從而造成公屋越多反而“窮人”、“懶人”越多的社會形態與心態的怪圈，不利於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必須在進行公屋建設的同時，加強公屋住戶的流轉速度。

香港特區政府曾在回歸初期針對公屋定下了“三年上樓”承諾，但由於土地供應不足、建設速度緩慢等問題，這些年來公屋輪候的時間卻離該政策目標漸行漸遠。如圖1所示，自2015年以來，香港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長度持續攀升，截至今年9月底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9年，而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亦達到了3.8年，兩者均創下了22年來的最高記錄。

根據目前房委會的規劃，未來5年香港公屋的供應量並不能滿足香港市民的需求。據統計，香港目前約有15.37萬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10.08萬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合共25.45萬宗。這意味著，未來至少需要20萬個以上的公營房屋單位。數據顯示，未來5年公屋預計的建屋量僅有69100個單位，即使能夠順利落成實現交付也未能滿足一半申請者的需求（如圖2所示）。由此可見，公屋短缺的局面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依然難以扭轉，香港基層市民也不得不繼續在漫長的等待中“煎熬”。

公屋議題在香港社交媒體平台上的討論聲量與關注度始終位居高位。如圖3所示，港人對公屋議題的討論主要聚焦於房屋供應、扶貧成效、公屋資源調配以及階層流動問題，而後三者則是公屋供應背後所折射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港人對扶貧成效的負面情緒最高，而公屋資源調配問題則緊隨其後。階層流動問題雖然在討論聲量中僅位居第四位，但其悲觀情緒指數卻是最高的。

公屋一直被特區政府視為扶貧的重要且有效舉措之一。《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亦指出，公屋可令26.6萬人脫貧。然而，港人對此卻持有不同的意見，甚至在公屋與貧窮問題上陷入“雞蛋因果論”的爭辯。其中，有一部分觀點認為，公屋只會令香港的窮人越多，並且養更多的懶人，因為要夠窮才能夠入住公屋。也有一部分觀點認為，公屋完全享受不到資產增值，應該多建一些資助房屋從而收回來一些公屋，也可以減少輪候公屋人數。

令人更加擔憂的是，公屋所引發的社會階層固化問題。如圖4所示，公屋議題中關於階層固化的討論聲量比例不斷上升並且在今年第四季度達到了最高峰。隨著香港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私樓樓價升勢如坐火箭，而置業階梯又因為居屋長時間停建出現斷裂，大量市民被迫轉向公屋以解決住房問題。其中，香港青年人的置業問題深受港人關注。一些年輕人失去了奮鬥心，紛紛以申請公屋為目標，甚至不惜要求公司減薪以求達到自己的低入息門檻。有港人表示，教育未必改變命運，但通過公屋上樓卻可以成為人生贏家。這種“躺平心態”也已成為了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阻力。

此外，公屋資源的調配問題亦是港人關注的焦點之一。如圖5所示，香港社交媒體中關於公屋資源調配關注度分佈中逾九成與富戶問題有關。有港人指出，公屋富戶多不勝數，一些人為了公屋資格避開房署審查，將資產轉移到內地或國外。另外也有人利用其他人的名字買私樓收租，而自己則繼續住公屋。因此，有港人建議應該檢討房署政策，針對富戶不應只是加租，資產如果到達一定數目，就應該要搬離，將單位轉給有需要的人。然而，數據顯示，特區政府收回公屋的情況並不理想。自2017年實施新修訂了的富戶政策以來，雖然已發出約1000份遷出通知書，但僅收回了約330個公屋單位。其中在收到通知書住戶中，約有520戶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約有190戶總資產超公屋入息限額100倍；約40戶入息超公屋入息限額5倍；另有230戶未有進行申報。由此可見，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亦有待提升審查機制，確保寶貴的公屋資源用得其所，社會福利保障不被濫用

進一步分析，公屋流轉性差既有客觀存在的置業階梯斷層導致公屋住戶難以上流的問題，亦有公屋政策自身存在的問題需要檢討。如圖6所示，根據房委會新的公屋富戶政策，如果住戶的入息或資產超過申請限額5倍或100倍，則需要遷出公屋單位。舉例而言，一人申請者入息限額達到64700或是資產淨值限額達到130萬才需要遷出公屋，否則即使超過一定限額只要交付1.5倍或2倍的租金就可以繼續租住在公屋單位。值得注意的是，如圖7所示，今年第三季度私樓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僅有36200元，相比之下這樣的公屋富戶上限審查可謂是非常寬鬆了。此外，根據“公屋世襲”制度，公屋戶主去世後或有特別理由回鄉養老等，其二代只要不超出富戶上限要求，便可申請繼承該單位，因此公屋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富二代”。

結合圖7和圖8可以看到，公屋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正在不斷上升，且超過香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公屋住戶也在不斷增多。但面對高昂的私樓住房成本對生活質量的影響，進入公屋“舒適圈”的戶主即使在入息改善後並不願意搬離公屋，這也直接導致公屋陷入了“只進難出”的尷尬局面。有機構曾比較私樓、公屋及資助出售房屋的流轉率，發現在2006至2016年間，私樓的流轉率平均為7.9%，資助出售房屋為1.8%，公屋則低見0.8%。

中央政府高度關注香港的住房問題，因爲這是香港諸多民生難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描繪2049年香港前景時，提到第一點就是，“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則說，“必須加大力度解決住房問題”。因此，可以相信，從中央政府到特區政府，一定會在解決香港住房問題上集思廣益，指明方向，拿出更多更好的解決辦法來。對此，應該具備信心。

與此同時，中評智庫認為，解決香港住房問題應該要有全局思維，既要有為低收入的基層市民所設計的保障性住房，同時也要有滿足不同階層市民需求的置業階梯。公屋本應是一個“有進有出”的旋轉門，在加大加快公屋建設力度的同時，必須讓真正低收入的人群通過公屋解決基本住房需求，努力改善入息和資產後又可以旋轉出去，把公屋繼續流轉給真正有需要的人。如此必然可以加快解決住房問題的速度。香港特區政府在努力解決公屋供應問題的同時，也應該高度重視並且進一步加強居屋的建設，為公屋家庭住戶向上流動提供置業階梯，讓公屋真正發揮好“旋轉門”作用。從長遠來看，這不僅有利於解決嚴重的財政負擔，同時還有利於激活社會的動力，鼓勵更多的人通過努力去創造財富，從而緩解社會階層固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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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