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中國如何走進世界舞台中央
習近平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新華社)
回顧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發展進程，我會想到這四年：2003、2008、 2009和2016。
2003年，法國任G7/8輪值主席，五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巴西、印度、南非和墨西哥）第一次被邀請與代表發達國家的G7/8一起，共商全球經濟治理問題。這次會議在美麗的湖畔小鎮依雲（Evian）舉行。這一安排，標誌著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邁出了小而意義非凡的一步。後來它演變成半永久性的“8+5”機制，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協商提供了一個平台。
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2007年。由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平衡與全球影響力發生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有利於後者，這一模式的不平等性質變得日益突出和難以令人接受。當時，G7國家的GDP下降到僅佔全球GDP的30%多一點，相比之下，上世紀70年代是超過了60%。
2008年，我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它發生在發達國家的中心，並迅速蔓延到全球。當時主要經濟體面臨的最迫切問題，就是立即協同行動，抵禦並擊退這場危機。其中關鍵的結構性治理問題就是，如此大規模的行動，要通過什麼樣的平台或機制來實施？
一些發達國家仍屬意類似“8+5”的安排，或“8+6/7”，而主要發展中國家反對，並對之前“8+5”機制的不平等表示不滿。不過，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最終還是達成一致，同意將G20升級為首腦會議，以應對金融危機，關注全球經濟治理。原因很簡單，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數量在G20不相上下，因此它的結構相當均衡。而且G20是1997/8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之後，於1999年創立的，其成員包括了所有具有良好代表性的主要經濟體。
2008年11月，華盛頓舉行G20首次峰會。在會上，中國為動員G20成員國出台阻止經濟放緩的刺激計劃，並列出抵禦危機的可行性清單發揮了關鍵作用。
2009年G20在倫敦和匹茲堡舉行了兩次峰會，這兩次會議就全球治理問題作出了重要決議。倫敦峰會的重要決議是，在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一些國家就要破產之際，擴充IMF救助工具，目標是進行5000億美元額外融資。經過審慎考慮，同時也鑒於全球經濟體之間相互依存，中國作出重要決定，承諾以購買IMF債券形式為這一目標貢獻至多10%。中國對IMF呼籲的快速響應為G20其他成員樹立了榜樣，倫敦會議不僅現實了目標，而且大大超出預期，融資承諾總金額最終達到1.1萬億美元。
匹茲堡會議的最重要決定是，與會領導人決定放棄“8+5”，“讓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高級論壇”。中國是這一歷史性決定的發起國之一。
2016年，習近平主席成功做東G20杭州峰會，會議達成29項重要成果，其中一些是G20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例如，在中國艱苦的協商協調努力下，發展問題被成功寫入峰會首要議程。
中國還帶領G20成員承諾採取集體和國家行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其他重要承諾還包括創新、貿易與投資、反腐、基礎設施建設，以及G20成員國之間的宏觀政策協調。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已經開始在全球治理方面發揮更加積極重要的領導作用，杭州峰會就是一個範例。
習近平主席是這樣描述中國對外關係的歷史性變化的：中國正在走向全球事務舞台的中央；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從未如此接近中國復興之夢。
三、在全球化進入新時代和中美關係出現新的管理範式之際，中國的外交政策選擇與策略充滿了挑戰。
本文節錄自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1月17日應團結香港基金邀請發表的專題演講。
演說全文：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70123/121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