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全球化新時代的中國外交政策
很榮幸也很高興再次來到香港，談一談全球化新時代下的中國外交政策。
首先我會分析一下全球化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這樣。然後我會給各位一個全景視角，看看在全球事務方面中國日益增長的作用，尤其是它與G20的關係。最後我想談談中國應該如何看待和回應這個正在到來的全球化新時代，它的政策應該是什麼，特別是三天後將上台的特朗普政權當政後，應該如何處理中美關係。
一、今天，我們目睹全球化出現令人心痛的動蕩，首先達到高潮的是英國公投退出歐盟，然後特朗普先生當選美國總統，意大利修憲公投的失敗又極大鼓舞了“五星運動黨 ”。從今往後，這類事件還會有，它說明世界各地民粹主義迅速崛起，這給未來的全球化和國際關係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要回答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必須頭腦冷靜，從現實和歷史角度來看眼前的問題。
談到美國大選結果的時候，福山教授說，問題不在於為什麼會發生，而在於為什麼現在發生，而不是更早。這一恰如其分的評論也與我們提出的問題有關係。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為世界帶來巨大的經濟進步和財富，讓全球許多國家受益。與此同時，全球化也有“贏家和輸家”，表現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提供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很久以前，馬克思在重點談及歐洲資本主義的時候，就率先揭露了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這種內在衝突。
2015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寫了一本厚厚的《21世紀資本論》，內容是關於在新一輪全球化當中資本與勞工之間的收入鴻溝。他警告說，如果無法彌合這一鴻溝，精英與大街上普通人之間的社會分化就會越來越深。他甚至提出應該對全球的資本所得徵稅。
今天，從美國到歐洲，政治都在朝極右轉向，這說明上面提到的社會分化，為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提供了沃土，開始改變政治生態和政治版圖。
最近幾十年，不管貼著什麼標簽的西方政黨，都淪為了資本勢力的犧牲品，成為有投資利益的“資本黨”。他們只專注於在自己的圈子裡分配全球化帶來的財富，完全忽視了處在社會階梯最底層的人民，包括製造業、“生鏽的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的勞動者。甚至媒體和知識分子也為資本精英站隊，正如最近美國大選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這正是把特朗普先生送進白宮的社會基礎，也是意大利、匈牙利、英國、法國、丹麥、奧地利甚至德國等許多歐洲國家所發生事件的背後推動力。
二、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在全球事務方面中國日益增長的作用，尤其是與G20的關係。
我要先提醒各位注意近期的一些歷史轉折點，以此說明中國何時以及如何被捲入然後積極地參與了G20和全球治理。之後我還會簡要提及新自由主義的衰落與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取得成功之間的鮮明對比。
回顧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發展進程，我會想到這四年：2003、2008、 2009和2016。
2003年，法國任G7/8輪值主席，五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巴西、印度、南非和墨西哥）第一次被邀請與代表發達國家的G7/8一起，共商全球經濟治理問題。這次會議在美麗的湖畔小鎮依雲（Evian）舉行。這一安排，標誌著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邁出了小而意義非凡的一步。後來它演變成半永久性的“8+5”機制，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協商提供了一個平台。
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2007年。由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平衡與全球影響力發生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有利於後者，這一模式的不平等性質變得日益突出和難以令人接受。當時，G7國家的GDP下降到僅佔全球GDP的30%多一點，相比之下，上世紀70年代是超過了60%。
2008年，我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它發生在發達國家的中心，並迅速蔓延到全球。當時主要經濟體面臨的最迫切問題，就是立即協同行動，抵禦並擊退這場危機。其中關鍵的結構性治理問題就是，如此大規模的行動，要通過什麼樣的平台或機制來實施？
一些發達國家仍屬意類似“8+5”的安排，或“8+6/7”，而主要發展中國家反對，並對之前“8+5”機制的不平等表示不滿。不過，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最終還是達成一致，同意將G20升級為首腦會議，以應對金融危機，關注全球經濟治理。原因很簡單，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數量在G20不相上下，因此它的結構相當均衡。而且G20是1997/8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之後，於1999年創立的，其成員包括了所有具有良好代表性的主要經濟體。
2008年11月，華盛頓舉行G20首次峰會。在會上，中國為動員G20成員國出台阻止經濟放緩的刺激計劃，並列出抵禦危機的可行性清單發揮了關鍵作用。
2009年G20在倫敦和匹茲堡舉行了兩次峰會，這兩次會議就全球治理問題作出了重要決議。倫敦峰會的重要決議是，在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一些國家就要破產之際，擴充IMF救助工具，目標是進行5000億美元額外融資。經過審慎考慮，同時也鑒於全球經濟體之間相互依存，中國作出重要決定，承諾以購買IMF債券形式為這一目標貢獻至多10%。中國對IMF呼籲的快速響應為G20其他成員樹立了榜樣，倫敦會議不僅現實了目標，而且大大超出預期，融資承諾總金額最終達到1.1萬億美元。
匹茲堡會議的最重要決定是，與會領導人決定放棄“8+5”，“讓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高級論壇”。中國是這一歷史性決定的發起國之一。
2016年，習近平主席成功做東G20杭州峰會，會議達成29項重要成果，其中一些是G20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例如，在中國艱苦的協商協調努力下，發展問題被成功寫入峰會首要議程。
中國還帶領G20成員承諾採取集體和國家行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其他重要承諾還包括創新、貿易與投資、反腐、基礎設施建設，以及G20成員國之間的宏觀政策協調。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已經開始在全球治理方面發揮更加積極重要的領導作用，杭州峰會就是一個範例。
習近平主席是這樣描述中國對外關係的歷史性變化的：中國正在走向全球事務舞台的中央；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從未如此接近中國復興之夢。
三、在全球化進入新時代和中美關係出現新的管理範式之際，中國的外交政策選擇與策略充滿了挑戰。
（1）和平發展與中國夢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中，和平發展對中國的複興都是必不可少的。
和平發展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的必然選擇，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維護中國根本利益的必然選擇。
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就把我們的世界看成一個整體，所有國家和人民都彼此相依。
從這一觀點出發，中華文化一向推崇和平與和諧，將其奉為治理家、國、天下的最重要因素。
儒家主張建立的理想社會是人人平等，親若一家。因此它反對“武力征服”。
道家主張對世俗和物質的東西“不爭”。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中華文化指導中國遵循著“國家之間和睦相處”的原則，無論富國或窮國、大國或小國均在平等基礎上予以對待，拒絕把戰爭作為將一國意志強加給他國的手段。古代絲綢之路和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都證明中國為世界歷史和全球治理留下了和平與和諧的印記。
其實很容易明白，為什麼選擇和平發展符合中國與世界最大、最根本的利益。
過去30多年，中國的高速增長與迅速崛起不只催生出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而且它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為全球經濟的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
而且，全球化為中國提供了和平發展、實現現代化、讓中華民族復興（讓中國再次偉大）的歷史機遇。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功再次證明，它的選擇是正確的。
和平發展是也基於中國的社會主義信仰和政治經濟理論而作出的選擇。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深深根植於中華文化的中國特色，這始終是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理論大廈的基石。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參與全球化自由貿易與投資這一戰略抉擇，就是這方面的一個範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宣布，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中國永遠不會侵略別國。
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發展揭開新的一頁。鄧小平的著名說法是，中國要建設比資本主義更優越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和平的”。中國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提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的“一帶一路”倡議，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外交所呈現的是對和平發展的堅定信念。
（2）全球主義與建立全球合作夥伴關係VS基於聯盟的世界秩序
全球合作夥伴關係是中國外交思想與實踐的創新，其基礎是中國的歷史經驗和全球化的現實。
合作夥伴關係和不結盟共同為國際關係的民主化鋪路。
中國將繼續奉行不結盟政策，同時廣交朋友，編織全球合作夥伴關係網。
到2016年底，中國已經同97個國家和部分地區組織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覆蓋到了世界所有主要地區。
平等、和平、包容與寬容，是合作夥伴關係的三個顯著特徵。
什麼是平等？從中國角度看，合作夥伴關係是不分貧富和大小的。它不是“主人與僕從”的關係。平等對於任何合作夥伴關係都至關重要，參與國必須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增長模式。
什麼是和平？那就是合作夥伴關係當中不應該存在敵意或對抗，它的基礎是互利，而不是“零和”競爭。
什麼是包容與寬容？它的含義是，合作夥伴關係應超越意識形態和制度差異。
國家無論是否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都可以成為合作夥伴。它們可以求同存異。
全球性合作夥伴關係是對簡單機械理解不結盟概念的改進與調整。
不結盟是中國的長期政策，它確立於上世紀80年代，內容是中國“不與任何大國或大國集團結盟”。
冷戰時期，中國通過採取不結盟政策，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狹窄國際空間裡保持了獨立自主。
1992年，中國共產黨在它的第14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中國不同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
聯盟被視為“冷戰思維”或“過時安全觀”的遺骸，它會增加軍事對抗風險，而不是帶來和平。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不斷增加，人們對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的期望也在上升。
中國在堅持不結盟政策的同時，尋求編織一個全球性的合作夥伴網絡。以中俄關係為例，中俄兩國不會結盟的原因如下：
兩國都無意建立針對第三國的聯盟。
傳統上，聯盟是在意識形態基礎上形成的，比如北約。中國與俄羅斯之間不存在意識形態紐帶。
（3）通過提供中國的思想、理念與方案，中國開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領導作用
考慮到這一點，中國作為二戰後建立的現有體制的守護者、貢獻者和建設者，以極大的決心投身到了全球治理當中。
我在講話的第二部分當中談到中國在G20和全球治理方面的歷史。十分清楚的是，中國已經開始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方面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去年9月的杭州G20峰會，它以諸多新的理念為全球化發展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並克服全球化在社會公平公正方面的“負面影響”。
習近平主席最近在利馬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的廣受歡迎的演講，概述了中國為推動全球自由貿易與投資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推動加快亞太自由貿易區協議進程。
無疑，美國仍然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美國人常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如今看來，有兩件事影響著美國參與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美國人顯然深深地覺得，全球化已經脫離了“美國化”軌道。這促使美國拿TPP、TTIP開刀，以改變全球經濟治理的規則。新當選的特朗普總統肯定會繼續通過拋棄部分規則、改變另一些規則和制定新的規則，讓全球化朝另一個方向轉變。
2009年初奧巴馬總統進入白宮開始，美國就不斷實施整體戰略收縮，更多關注本國政治經濟議程，以越來越強硬的內向方式處理國際事務。特朗普政權領導下的美國會如何行事，將為全球化的未來提供一個新的範式。
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會使全球治理的一些關鍵領域退步，如現有的自由貿易安排和美國對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的承諾。這已經在全球化的未來和全球治理方面給世界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積極的一面是，我們大可放心全球化並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或全面倒退，因為它已經推動全球經濟增長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並將各國納入一個環環相扣、互聯互通，同時日益相互依存、利益同一的大網。應該回答的問題，不是全球化是否已死，而是“再全球化”或“全球化的再生”。換句話說，國際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我們將繼續通過全球自由貿易、投資與合作，來應對全球性挑戰，同時花更多力氣糾正“全球治理的不足”，如國內與國家間貧富差距的擴大，促進社會的公平與公正。
歷史當然不會重演，但相似事件還是層出不窮。世界正在目睹美國極可能出現新一輪戰略收縮，同時退出部分全球性合作。如果特朗普總統像他一再聲稱的，著手沿著“去全球化”路線“讓美國再次偉大”，那這將給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帶來的新範式。
當然這是未知的，美國未來的全球化政策仍需要密切觀察。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作用變得更加突出和具有決定意義。中國應該做什麼、能夠做什麼，來“使全球化得以持續並再度偉大”，對此人們的期望在上升。這不僅是中國面臨的艱巨任務，也將對全球化的未來產生巨大影響。
為了讓全球化沿著正確軌道和方向發展，中國必須做幾件事情。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鞏固聯合國的核心地位。之後重要的是繼續貫徹落實G20杭州峰會的決定。中國還應該利用世界經濟論壇、G20、APEC和上合組織這類平台，使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的勢頭得以保持。
（4）如何處理全球化新時代和特朗普當政時期的中美關係
對中國來說，一是美國新政府上台後要繼續與美方接觸，同時開始真誠地檢討政策，通過加強雙邊合作，最大程度減少分歧，不僅擴大傳統領域合作，也要擴大在網絡安全、能源安全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新領域的合作。事後諸葛於事無補，所以保持頭腦冷靜，仔細觀察特朗普政府將會採取什麼樣的對華政策，是中國現在應該做的事。
對美國新政府來說，它必須繼續遵循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基礎上的“一個中國”政策，充分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和重要性。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最根本性的政治基礎，尼克遜總統以來八屆美國政府都秉持了這一原則，對此決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與此同時，中國必須盡快抓住與美國討論貿易、南海等棘手問題的“機遇窗口”，以便兩國更好地相互了解對方。如果可能的話，雙方應努力達成一個廣泛的“協議框架”，就像2009年奧巴馬總統上台時兩國做的那樣，從而為減少猜忌與揣測、增加互信與信心鋪路。我們應該像習近平主席在首次與當選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時提出的，在“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基礎上，更好地處理中美關係這一當屬21世紀最重要之列的雙邊關係。
我們相信，健全而穩定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和全世界的根本利益。最起碼，可以通過及時密切的磋商，比如已成為中美關係常例的戰略經濟對話，讓可能出現的更多貿易摩擦和其他分歧盡量降到最低。
對中國來說，二是要讓美國在貿易、投資、能源安全、氣候變化和反恐等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上保持多邊合作。
我們都明白，作為重要的經濟體和全球化的關鍵參與者，美中兩國的共識與合作是影響全球化進程與方向的根本。
不必說，為了整個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將繼續通過聯合國、G20、金磚五國、APEC及其他國際與區域平台，引領各國共同努力應對氣候變化，推動自由貿易與投資，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
在這方面，領導力體現為更積極地探討協商如何維護全球治理體系，倡導必要的變革，讓這一體系更好地適應正在到來的全球化新時代。譬如，倘若美國新政府背棄承諾，那麼巴黎氣候變化協議得到的支持就會被削弱。
對中國來說，三是要不斷為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新思想、新方案，包括新的國際合作模式。“一帶一路”倡議就完全適合這一框架，它的關鍵詞是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中國在現代化建設和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方面的經驗與成功是新思想的源泉，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有用的參考。
總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G20及其他組織的關鍵成員，中國將繼續發揮應有的作用，為一個共同的未來作出貢獻。中國外交會繼續體現當前中國的新定位。
全球化永遠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必然會有起伏，而不會是線性發展。我們今天遇到的並不是“拋棄全球化”或“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一個新時代或新階段，或者叫“再全球化”。這其中，更大更複雜的挑戰進入議事日程，因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共同努力，認清大趨勢與個別困難，為集體行動制定共識和解決方案，“讓全球化再次偉大”。中國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站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最前列。
（此文為何亞非1月17日應團結香港基金邀請發表的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