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展霆：我把月薪告訴了滴滴司機

上周末從新加坡回返重慶後，一如既往在機場叫了一輛滴滴，遇上有史以來碰過最愛聊天的滴滴司機。或許是記者本性，我順其自然和他聊了下去，自然談到新加坡和重慶的文化差異。

“尬聊”完重慶和新加坡天氣的差別，這名友善的大叔下一道問題有些突兀：“你從新加坡來啊，待遇應該不錯吧，那你每月工資多少啊？”我支吾了一陣，可能是腦塞了，幾個數字不知不覺就從嘴巴脫口而出。司機似乎察覺到我不太自在，連忙補說：“沒事！今天聊到哪裡，就停在哪裡。”

雖然感覺這問題有些越界，但在重慶，似乎很多事都能以“重慶人，直爽嘛！”作為解釋。我沒再多想，抵達住家後，面掛微笑的司機以一句“和你聊得很開心”，結束這趟半小時的旅途。

回到家刷手機，“空姐遭滴滴司機殺害”的輿論風波正在中國社交媒體發酵。

21歲貌美空姐遭27歲順風車司機姦殺的新聞，擊中無數滴滴乘客的敏感神經，也讓剛才一五一十將薪水數額透露給陌生司機的我，不禁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驚覺自己太大意了。

畢竟，在網約車時代，乘客個人信息的公開度與傳播度都更高。空姐遇害案爭議點之一，正是滴滴“暗地裡”開通乘客評價功能，讓順風車司機接單前一覽乘客資料。

不禁要胡思亂想，萬一薪水數額被司機放上乘客評價欄，接下來會不會引來心懷不軌的司機，也惹來殺身之禍？

一起看似隨機的謀殺案，連日在中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相信原因之一就在此——人們的生活離不開滴滴，大家卻不清楚它究竟掌握自己哪些資料，並會如何應用這些信息。

退一步看，這起命案引發的社會焦慮，其實與輿論對大數據與人工智能侵犯隱私的擔憂，以及不久前對百度首席執行官李彥宏“中國人對隱私沒那麼敏感”之說的反彈，是同樣道理。

尤其在個人對科技毫無抵抗力的時代，消費者在互聯網成了“透明人”，感覺個人安全得不到保障，面對資本和企業又處於弱勢，這些相信都是不安情緒的源頭。

連日來，民眾的焦慮轉化為對滴滴的各種訴求，包括司機審核標準的提高，以及對乘客信息保護的強化，這些都是合理要求，也為廣大乘客群敲響了一記警鐘。

一直以來，消費者享受著網約車的快捷和便利，但這些紅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個人隱私換取而來，這一點卻似乎沒有多少人介意或知情。

事實上，隱私、效率、低價這三大紅利無法同時擁有，是廣大乘客必須認清的現實。

以備受爭議的乘客評價功能為例，不難想像，少了這個資源分配機制，順風車車主和乘客可能無法像以往那樣快速有效地配對，乘客車價也可能提高。

這其實也難為了滴滴和其他共享經濟業者，畢竟“共享”概念的本質本來就與“隱私”不全然匹配，關鍵在於消費者要的是什麼？

值此反彈，中國消費者的訴求愈加明確。他們要的是方便，但如果需以隱私換取方便，至少讓他們選擇要公開哪一部分的隱私。

不難想像，這應該是讓滴滴創辦人程維極為苦惱的一周，畢竟滴滴本意不過是創造一個出行平台，而非讓人用此平台去殺人。但共享經濟這一新興產業發展得太快，監管措施未必跟得上市場變化。如今殺出個空姐遇害案，也不失為審視消費者價值和訴求的契機。

如果問我個人訴求是什麼，那就是希望滴滴司機在旅程中盡可能不要“尬聊”，包括突然問乘客月薪多少。我相信那名友善大叔並無惡意，也只怪自己太過大意；只不過，我當下唯一想要的是更快抵達目的地，其餘的信息交換，並不是我叫這趟滴滴的本意。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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