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維思：為成為歸化港人感到自豪

政府新聞處資料圖片

17年前，我放棄了自己的英國國籍，成為一名歸化的中國公民。這讓我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以及當地政府頒發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上有了三顆星。但最好的還是，現在當我前往內地（我一年常會往返內地與香港數次），我不再是作為一個外國人來訪，而是一個攜內地當局頒發回鄉證的遊子回歸故國。

即便是在這麼多年之後，人們依然會問，我為何會作出如此重要的一個抉擇。一些人也想放棄本國國籍，歸化中國，他們想更透徹地了解涉及到的一系列程序；另外一些人僅僅是對究竟是什麼促使我作出這種選擇感到好奇。還有一些人對於當時的情況毫不知情，與我個人也並不熟識，但他們卻大肆猜測我的「真實意圖」究竟如何。

那就讓我把這段心路歷程從頭道來，讓大家一探究竟。無疑，有些人依然選擇不去相信我，他們懷疑在這一切的背後始終有某些不可告人的動機。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我希望可以通過下面的解釋來說明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

我與香港的故事始於1986年，當時發生的幾件事觸發我成為歸化中國公民的過程。當時，我與一位本地姑娘結婚，並育有兩個孩子。我在香港公職機構也已經任職12年（先是在廉政公署，從其於1974年成立至1980年；此後又在香港政府擔任政務主任），期間獲得了一個重要提拔。就是在那一年，我作為香港政府外籍公務員代表團成員，第一次訪問了我們中國的首都。這次訪問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回歸前後圍繞外籍公務員問題的態度。我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得到了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魯平和國務委員兼港澳辦主任姬鵬飛的接見。他們二人都強調希望所有外籍人士可以繼續留在香港。

回港後，我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徵求他們的看法：香港擁有一個燦爛的未來，同時中央政府似乎也誠摯地希望所有在港外籍人士能夠在香港回歸後繼續留下來。但香港的政治風向也有可能在這一點上發生劇變。香港依然會擁有光明的未來，但我或許不得不從政府部門退出，轉而從事私營公司工作。那樣，我們將無法繼續留在香港，因為房租負擔將佔據我在私營公司薪水的絕大部分。但是，如果我們願意放棄現在居住的、由政府提供的寬敞住宅，轉而購買一套面積只有一半但屬於我們自己的房屋，雖然從短期看我們犧牲了舒適的居住空間，但從長遠來看這將確保我們可以繼續留在香港。你們覺得如何？

令人欣慰的是，我妻子和孩子們都贊同這種做法，因此我利用自置居所計劃補貼買下了自己的住宅。雖然自1986年以來，香港的房屋市場經歷了很多起伏，但事實證明購買這個單位是我們做過的最明智投資決策之一。

也正是在那次北京之行期間，放棄英國國籍、歸化中國的話題首次出現。代表團的一位成員直言不諱地問魯平，他有沒有可能成為中國公民（中英兩國於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明確規定，少量最高級別政府職務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隨後1991年的《香港基本法》也有類似規定）。魯平對此的回答是，我們可以申請。

回到香港之後，我對此次出訪做了總結彙報，其中包括魯平對國籍問題的回答。隨後一位高級官員發給我一份英文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這部法律給對這一領域毫不了解的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開明。整部法律對於民族問題完全沒有提及（這打碎了外國人和部分中國人的固有觀點）。相反，這部法律規定外國人如果滿足三個條件之一即可被批准成為中國公民：中國人的近親（但未明確定義何為「近親」）；定居在中國（並未明確定義何為「定居」）；有其他正當理由——自然也並未對何為「正當理由」作出明確規定。正是1986年讀到這部《國籍法》，我心中播下了終有一天——如果我願意的話——我或許可以成為中國公民這個想法的種子。

快進15年來到本世紀初。當時的我已經擔任過首席助理庫務司及首任旅遊事務專員，我於2000年7月又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投資推廣署首任署長。我的工作職責就是遊歷全球，向世界推廣香港擁有全球最佳營商環境的城市形象。當時的我已經在香港生活工作了近30年，深知我已離不開這座城市。繼續懷揣英國護照從事這份工作令我深感不安。如果我可以對潛在的外國投資者宣稱「香港是如此優秀的產品，就連我自己都是她的忠實客戶。看，這是我的香港護照」，那將是多麼自然，還有什麼能比這種宣言更具說服力呢？

因此，我撣落那本舊《國籍法》上的灰塵，從香港入境事務處要來一份宣傳冊和申請表。而剩下的，正如人們常說的，就是人盡皆知的歷史了。

 

文章原刊於《中國日報》香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