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美國政府不想讓全世界讀到的一本書

2013年，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愛德華 · 斯諾登（Edward Snowden）向媒體披露了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實施的絕密電子監控計劃──「棱鏡計劃」，其涉及全球數百萬計的個人和機構用戶的網絡隱私正在被美國政府秘密監控。這一事件，引起了全球民眾的廣泛關注與討論。

斯諾登為何要冒着失去自由的風險成為一名「叛國者」？監控計劃的背後還隱藏着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這個全球知名的告密者在其回憶錄《永久記錄》（Permanent Record）中作出了回答。

本書是斯諾登的自傳，記錄了他在童年、少年、成年時期的經歷，以及自己價值觀變化的全部過程。書中內容既反映了現代網絡科技的發展，也表現了作者對美國政府監視行為的不安，並表達了他內心深處的反思與告白。

從「愛國者」到「叛國者」，是什麼成為了他告密的導火線？

網絡基本上是屬於美國的，但要完全了解這件事，必須先脫離美國本土。

萬維網（World Wide Web）是1989年在瑞士日內瓦CERN實驗室裏被發明出來的，但網絡的使用方式卻由美國主導。

大多數網絡基礎建設都由美國掌控，包括電纜、衛星、服務器與基地台等。全球超過九成的網絡流量依賴的是美國政府與美國企業研發、擁有或控制的技術，而這些企業多數位於美國境內。美國獨霸全球，掌握所有人進行網絡連線的總開關。

除了網絡基建之外，美國主宰的領域還包括電腦軟件（微軟、谷歌與甲骨文）與硬件（惠普、蘋果與戴爾）。事實上，從晶片（英特爾與高通）、路由器、調制解調器（思科與瞻博網絡），一直到提供電子郵件、社交功能與雲端儲存的平台與服務（谷歌、臉書與亞馬遜），美國都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他們本身屬於美國企業，因此得遵守美國法律。問題在於，這些企業同樣受制於濫權的機密政策規定，換句話說，他們的客戶不分男女老幼，接電話或使用電腦時都會遭到美國政府監視。

美國安全局的終極目標：永久記錄，隨時翻閱

由於美國掌握全球多數通訊基礎建設，因此美國政府參與這類大規模監控的概率應該不低。但政府不斷堅稱絕沒幹過這類事情，而官員在法庭上與媒體前堅決否認的態度，讓少數指控政府說謊的人被視為瘋狂的陰謀論者。在眾人眼中，這些懷疑國安局從事秘密計劃的想法，如同「外星人在人類牙齒中植入信號接收器」一樣荒謬。

我們所有人都太容易被騙了。當我進入美國情報機構工作時，我自認為不會再被騙了，因為我能接觸到不少機密信息。但一直到了2009年，我搬到日本為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工作時，我才發現我先前的想法過於天真。

一開始，我是IT服務商佩羅系統公司的員工。但就在我抵達日本後不久，佩羅便遭到戴爾收購，因此我就變成了戴爾員工。和中情局相同的是，所謂的承包商只是表面形式，我只在NSA機構工作過。

基本上，我都在國安局的太平洋技術中心（PTC）工作。PTC的主要任務是與各國維持好情報關係，讓國安局能監控環太平洋地區，交換條件是分享情報資料給這些國家。整個任務的核心在於攔截通信。

我的工作官方職稱是系統分析師，負責維持當地國安局系統的正常運作，協助聯結國安局與中情局兩者的系統架構。因為我是局裏唯一了解中情局系統架構的人，我偶爾也會被派去美國大使館支援，我的工作是設法讓這些機構共享情報信息。

在這本書出版時，該局能儲存情報資料的時間或許已達數十年。國安局的邏輯是，收集來的情報資料一定得儲存起來，才能方便日後運用。但沒人能預測這些情報資料何時能派上用場。這樣的觀念助長了國安局的終極目標，那就是將收集、製造的情報資料永遠儲存下來，創造出一個完美的記憶庫、一份永久的記錄檔案。

美國國安局的狡辯：私人訊息也算信號情報

2009年我剛加入國安局時，我對於該局實際情況的認識，可能只比一般人多一些。我從報紙雜誌中得知，小布殊總統在九一一事件後授權國安局展開無數監控，其中最具爭議的是「總統監控計劃」（PSP）。據《紐約時報》2005年報道指出，國安局在未獲得搜查令的情況下執行監聽，爆料的是少數具有道德勇氣的國安局與司法部職員。

PSP讓國安局得以收集美國與境外的電話、網絡通訊情報資料。最引人注意的是，PSP允許國安局不必取得外國情報監控法院（FISC）的搜查令便能實施監控。

《紐約時報》披露此消息後引起廣泛關注，加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在公開法庭質疑PSP違反憲法，於是小布殊政府宣稱該計劃將於2007年終止。但後來證明這只是一場鬧劇。在小布殊任期結束前兩年，美國國會通過立法將PSP合法化，同時規定不得回溯起訴參與此案的電訊公司與網絡服務商。這些法案故意使用誤導性字眼，讓人民相信他們的通訊記錄未受監控，但實際情況卻是政府擴大了PSP的權限。國安局如今不僅能收集來自海外的通訊內容，也能在未取得搜查令的情況下，監控美國境內任何對外的電話與網絡通信。

這份報告於2009年7月解密並對外公布。其後我發現，這份解密版明顯不是加密報告的刪減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的兩份報告，兩相對照之下，解密版根本是精心編造的謊言。

其中，解密版本僅提到，政府下令國安局在九一一事件後加強情報資料的收集，加密版則完整揭露該計劃的內容、規模與強化程度。國安局過去的報告指稱僅針對特定目標進行監控，如今卻修改為「大量收集」通訊情報資料，這是該單位對「大規模監控」的美化說法。解密版對於這種轉變含糊處理，同時以「反恐」為名擴大監控，而加密版清楚地揭露了其中差異，同時認定這是科技進步後的必然結果。

這個大規模監控計劃的代號是STLW。此計劃的存在，顯示了國安局的任務已經改變，從過去的「運用科技保護美國」變成「運用科技控制美國」，方法是將民眾私人網絡通訊重新定義為信號情報。

對我而言，比起政府偏愛使用的詞「大量收集」，「大規模監控」的意義更精確，也讓一般大眾比較容易理解國安局的實際任務。「大量收集」聽起來像是郵局或衛生部門從事的工作，無法突顯政府長期試圖取用並暗中擁有所有數碼通訊記錄的努力。

對自己製造的數據無法做主

但即使大家對於術語的認知一致，仍可能發生許多誤解的狀況。今日多數人傾向認為全民監控針對的是內容，也就是他們打電話、發電子郵件使用的實際詞彙。當民眾發現政府鎖定的不是內容時，他們比較容易接受遭到監控這一說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民眾放下心頭大石有幾分道理，畢竟所有人都認定內容才是通訊重點、足以顯露個人特色，比方說，與指紋同樣獨特的聲音，或是自拍時擺出的專屬表情等。但實際情況是，通信內容透露的信息不如其他元素，像是未清楚寫明或說出的內容，因為有心人士可據此推斷事件脈絡與行為模式。

國安局將這類訊息稱為「元數據」（metadata）。更準確地說，它其實是「數據製造出的數據」，或者理解為「活動數據」。

舉例來說，手機元數據可能包括：來電日期與時間、通話長短、來電與本機號碼以及通話位置。而電子郵件元數據可能包括：發訊者使用的計算機類型、位置與時間，電腦擁有者、寄件人與收信人是誰，何時何地收發訊息，以及其他讀取此信的人、時、地等。通過元數據的幫助，監視者能得知你昨晚入睡與今早起床的時間、每天逛了哪些地方、在哪裏待了多久，以及你接觸過的對像有誰、誰又與你聯絡過。

此外，還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你通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製造出了什麼樣的內容，像是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麼，或是在郵件裏寫了什麼。但你對自己製造出的元數據幾乎沒有任何掌控權，因為它是自動產生的。元數據是由機器收集、存儲、分析與製造出來的，不需要經過你的參與以及核准。你的設備無時無刻不在為你溝通，不論你喜歡與否。人類依照自我意志進行溝通，但你的設備不一樣，它們不會隱藏私人信息，也不會為了保密而使用密碼。它們只知道將手機訊號連上最近的基站。

我們的法律通常落後科技至少一個世代，但如今對於通訊內容的保障卻高於元數據，這真是極大的諷刺。

事實上，情報單位對取得元數據有着更高的興趣，因為這些活動記錄能讓他們見樹又見林，一方面賦予他們分析大量數據的能力，得以拼湊出事物全貌，另一方面又給予他們窺探個人私生活的機會，得以推斷這些人的行為模式。簡言之，監視者透過元數據能得知你所有的一切，除了你的大腦在想什麼。

在讀完這份機密報告後，我陷入恍惚好幾周，我覺得自己被利用了，身為情報單位一員卻直到現在才發現，我自始至終保護的都不是國家而是政府。

科技監控無處不在 法律規範落後時代

科技全然不受限制，不像醫生必須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詞。自工業革命以來，學術界、企業界、軍方與政府的科技人才做出許多決定，這些決定往往基於「我們能夠做什麼」，而非「我們應該做什麼」。推動科技進步的人，不太會限制它的應用與使用。

現在隨便一台智能手機的運算能力，比納粹時期所有的戰時機器加起來還強大。回顧這段歷史，不僅令我們更加確信美國情報機構在科技上的主導優勢，更讓我們擔憂這些技術對民主統治帶來的巨大威脅。距離那時的普查已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時間，科技也出現了驚人進展，但人類的警覺及法律規範仍遠遠落後。

全民監控如今就像是永無止境的調查，比起通過電子郵件傳送的問卷更加危險。我們擁有的手機、電腦等一切設備，就像是放在背包、口袋裏的迷你追蹤器，記錄着關於你的所有訊息，一絲一毫都不遺漏。

待在日本的這段時間令我恍然大悟。在那時，我真正了解到這些新科技可能造成的危害。若我們這個世代不介入的話，那未來的情況只會更嚴重。我不希望看到，當我們終於決定挺身而出時，一切抵抗卻是徒勞無功的。若真是如此的話，那將是一大悲劇。未來的一代可能得面對充滿監控的環境，政府的違法監控行為並非偶爾為之、針對特定危險目標，而是持續性、無差別地覆蓋着全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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