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世衛組織辦公廳主任施賀德博士
The China Current主持人周柳建成就新冠肺炎疫情，隔空採訪了世衛組織辦公廳主任兼助理總幹事施賀德博士。
周柳建成：我是周柳建成。這裡是The China Current。歡迎收看我們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別報道。施賀德博士是世界衛生組織辦公廳主任兼助理總幹事。他是一位流行病學專家，在德國和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完成了教育培訓。他與“人”的關係來自早期抗擊艾滋病的工作，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現在，他利用在中國本土工作多年的經驗，為應對武漢冠狀病毒疫情發揮着關鍵作用。我給在日內瓦的他打電話的時候，他剛剛送走他的同事，他們是由世衛組織領導的一個赴華國際小組的核心成員。我問他，他們首先會去哪裡？目標是什麼？
施賀德博士：今天晚上，我們的先遣組出發前往北京，他們將與在北京，在國家衛健委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同行進行討論，為組建一個更大的，中國和世衛組織的聯合專家組做準備。這個專家組由雙方大約各十名專家組成，他們是國際上最好的專家，是中國最好的專家。他們將審視我們所掌握的冠狀病毒疫情數據，決定我們需要在什麼地方進行更多的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獲得更多的信息，以便真正弄清病毒的作用和行為，以及我們如何才能從一開始阻止疫情在中國的爆發。還有就是，我們要如何保護其他國家和住在其他地方的人民免受可能的疫情影響。
周柳建成：這個專家組是由布魯斯·艾爾沃德博士領導的，我們都記得他在幾年前應對埃博拉疫情時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在應對方面，這次與那一次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嗎？
施賀德博士：當然，冠狀病毒與埃博拉病毒非常不一樣。它傳播的方式非常不同……在人體內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埃博拉病毒是一種極其致命的病毒，而目前看來，某種意義上說，冠狀病毒的致命性要小得多。當然，它更容易傳播，這也是冠狀病毒讓人擔心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需更好地去了解它。現在，對一個帶領執行核心任務團隊的領導者來說，重要的不在於他必須是某種特定病毒的專家，而在於他對公共衛生原則的深入了解，對流行病學的深入了解——這由數據告訴我們，以及我們要如何組織公共衛生方面的應對。當然，從埃博拉在非洲大規模爆發，到我們現在看到的武漢、湖北以及實際上已經傳向全世界的非常明顯的疫情爆發，從這些疫情中也可以汲取很多教訓。
周柳建成：我想問的一個問題是，這個專家小組最終會去疫情爆發中心武漢嗎？其他人也在問，為什麼專家小組沒有更早地前往中國呢？
施賀德博士：第一，我們很可能去武漢。決定究竟去哪裡研究病毒、疫情和採取的措施，還要取決於哪裡能使我們有最大機會獲得所有這些信息。現在很顯然，進入爆發的中心地，你有很多的信息，但是，我們也要考慮那個地方正在付出全部精力，他們的人正在日日夜夜地工作，挽救其他病人的生命，確保不再有更多的傳染。
所以我們要謹慎，不讓專家組影響他們現在的工作，我們必須到其他地方去見其他的人，他們的情況沒那麼吃緊，也許能讓我們得到同樣所需要的信息，來為我們的問題找到答案，而又不給當地工作，給醫院裡的人們和社區帶來影響。這些決定將在未來三天做出，之後要確定更大的專家組究竟會去哪裡進行調查。
周柳建成：那世衛組織是否應當更早前往中國應對疫情呢？就專家組而言，您有什麼說法嗎？因為當然就在幾個星期前，您和譚德塞博士去那裡開了個政治會議。但作為一個專家組，要做實地考察，是不是應該去得更早呢？
施賀德博士：你永遠都可以說，早幾天過去會更好。不到兩個星期之前，我們同中方進行過討論，我們見到了衛生部長、外交部長，還親自見到了國家主席。所以，組成一個強大的專家小組，找到可以前往中國的合適人選，與我們在中國當地的同事討論職權範圍和目標，這並不算花了很長的時間。是的，也許再早幾天更好，但另一方面，讓這樣一個專家小組做足準備也是成功的關鍵。
周柳建成：情況非常複雜而且不斷發展，我在這裡不是要過度簡化它，但有跡象表明什麼時候會達到峰值嗎？而且我想，所有人都想知道，依你們目前所掌握的證據，這次疫情會持續多久呢？
施賀德博士：這個問題當然很重要，但也很難回答。我們確實看到一些跡象，表明新冠肺炎的新診斷人數正趨於穩定，甚至下降。同樣令人鼓舞的是，我們沒有看到武漢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出現被傳染人數的大規模增加。我們還要記住，除中國以外，在全球範圍內染病的人數仍然非常少。因此，我們顯然有希望從源頭控制住疫情，不會進一步擴散。但確實也得承認，我們對這種病毒，對它的傳播方式了解不夠。例如，是否存在我們所說的“超級傳播者”呢？也就是感染了病毒，並且比別人更容易傳播病毒的人。為什麼會這樣？我是說，就好像我們在SARS時期見過的例子，有些人更容易傳播病毒，或者是比別人更容易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呢？
我們也沒有關於疾病嚴重程度的足夠信息。有所有感染者當中，究竟有多大比例發展成重症？所有這些問題他們都要更好地去了解，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疫情的影響可能是什麼？我們多快才能控制住它？不過，我想說的一件事是，中國採取的措施令人印象深刻。他們非常敬業，我毫不懷疑他們能為維護世界安全作出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到目前為止，中國以外的國家很少有實際觀察到的感染。因此，我們必須祝賀我們在中國的同事，他們做了大量工作。我們必須繼續這樣做。我們有控制疫情的機會窗口，必須抓住，但我們也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周柳建成：對於這一點，似乎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因為科學界和衛生界的許多人都說，他們知道要讚揚什麼。而沒有即時參與應對疫情的圈子之外的其他人，說好聽點是，他們一直對這種讚譽以及讚譽的程度感到不解。有沒有什麼是我們沒能理解的呢？
施賀德博士：我認為，對值得讚揚的，我們就要給予真正的讚揚。我們還要非常清楚，在應對措施或科學上，還有什麼地方存在差距，對此也要進行討論。人們總是在討論是發生了更多好事，還是發生了更多壞事。人們關注的事情不同。但毫無疑問，中國採取了非常積極的應對措施。
他們把人派去武漢，進入疫情爆發的中心，去幫助阻止那裡的疫情，他們做的完全對。他們在八天內建好了醫院，之前從沒有人見過。這些都是我們要討論和讚揚的，但現在還必須共同努力，完成對病毒的了解，確保我們可以進一步改善我們的措施。不僅僅是在中國，特別是在……要把這種知識、信息、經驗傳遞到外面的世界，以維護世界的安全。
周柳建成：由世衛組織領導的國際專家組表明，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合作是良好的。但“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宣布是出於多種原因中的一種……而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便於世衛組織與成員國接觸，並進行監督，以確保全球性合作。在這次特殊情況下，成員國與此次疫情的發源國中國是否有很好的合作呢？
施賀德博士：你說的很對。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理由，是在我們來了之後才真正開始出現的，是在我們去了中國之後，與那裡的權威人士進行了討論，包括國家主席。當時我們看到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出現第一起傳播病例，那是在德國，一位商務旅行者，她去另外一個國家參加會議，沒有非常密切的接觸，但還是傳染上了。現在發生的事情是，那人在返回中國的途中開始感到不適，她一回到上海就被確診了。上海主管部門的做法完全正確，他們拿起電話，打給在德國的同事，德國的同事立即跟進，辨認接觸者，以找出已經發生的傳染。
所有人都很好，他們在醫院裡，之後沒有再出現傳染。通過這樣做，通過很好地相互溝通，國家之間、政府之間可以從根本上阻止病毒的進一步傳播。這是一個例子，一方面說明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進行得多麼好，而它也向我們表明，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所有國家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才能有我們在德國看到的那種應對。這就是原因之一，是我們為什麼在全球宣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原因之一，為的是確保每個人都了解，確保信息可以流動，確保他們可以做系統準備以防傳染病進入他們的領土。
周柳建成：世界每天都在聽世衛組織的聲音。很多信息來自新聞發佈，以及社交媒體的更新。但對我們來說，聽到您作為辦公廳主任、作為助理總幹事的聲音也很重要，而且因為您有豐富的經驗，尤其是早年在中國的經驗，以及應對全球艾滋病的經驗，這是現代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嗎？從您所看到的證據，從科學方面，現在有什麼可以立即學以致用的嗎？
施賀德博士：有一件事我們知道，那就是在所有類型的疫情，或者病毒或細菌可以人傳人的情況下，只有讓社區參與應對，我們才能取得成功。這是我們在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當中認識到的，是我們在埃博拉疫情當中痛苦地認識到的，但也是現在我們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所見到的。只有讓社區參與，只有與社區合作，確保他們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了解如何通過自己的行為做貢獻，幫助被傳染者，幫助醫務人員，並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來保護自己，我們才有機會真正成功。
周柳建成：看上去，當然在很大程度上，艾滋病過去和現在的一個問題是污名和歧視。它似乎是被描繪成了那個樣子，不僅在媒體上，而且在人們當中，在WhatsApp、臉書、推特等非媒體上。這次有多少是針對病毒的戰爭，有多少是針對錯誤信息的戰爭呢？
施賀德博士：你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認為，一次又一次事件表明，污名是與疾病作鬥爭的最大敵人。我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也開始看到類似的趨向，當中國人旅行的時候，我們非常、非常難過地看到人們的樣子，他們緊張，不想同他們說話，遠遠避開。疫情幾乎使整個國家被污名，儘管他們自己在竭盡全力應對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地了解信息，實事求是，了解病毒的作用，該如何應對。而且要清楚，這與國籍無關。病毒可能出現在世界任何地方，有可能感染世界上的任何人。所以，只有共同行動，相互理解，相互學習，我們才有機會共同結束這場疫情。
周柳建成：您談到了哪些地方值得稱讚，並提出了表揚。一個重大的轉變，是世衛組織與主要社交媒體平台的合作方式。我想，是您的一個工作人員首先發在Pinterest上，然後就傳開了。現在你們與谷歌、臉書、推特合作，它們幫助引導用戶找到可靠、準確、及時的消息來源，不僅是世衛組織的，甚至還有人們搜索查找的地方衛生當局。這是否可以為我們如何在各種情況下應對錯誤信息提供一個樣板？
施賀德博士：我認為，這是對付錯誤信息的一個非常好的辦法。我們經常認識到，特別是在社交媒體，回溯某個錯誤信息，指出它是錯的，這並不是好的辦法，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讓錯誤信息突出於其他信息之上。只要人們尋找信息，只要信息在那裡，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們幫助人們找到正確的信息，而不是去擴散錯誤的信息。
這就是我們正與谷歌、臉書、百度和其他主要社交媒體平台開展的合作。它們與我們合作，因為它們認識到，沒有什麼比健康更重要了。健康對於每個人、每個在社交媒體上的個體都很重要，他們感興趣的是要看到正確的信息。因此，這對閱讀和參與社交媒體的人來說是有益的，當然，對內容提供者來說也是有利的，因為他們是受信任的提供者，而受信任的提供者更能獲得成功。
周柳建成：在這次疫情以及一般疫情爆發的情況下，世衛組織一直很反對限制旅行。然而對於生活在受影響地區的其他人來說，他們會說這種說法是違背邏輯的。你出了問題，那就通過封鎖邊界來遏制它好了。對您來說這沒有意義嗎？
施賀德博士：這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實際上不可能真正做到封鎖邊界，因此更好的辦法是做好準備並採取措施，與民眾合作而不是對着干。第二，我們從一些情況中看到，人們在並沒有真正風險和理由的情況下受到了限制。我想給你幾個數字：如果在北京這樣有2000多萬人口居住的地方，其規模比其他多數國家都大，出現了100例或不到100例感染，傳染擴散的幾率非常小，應該怎麼辦呢？
除非發病人數眾多，或者沒有切實採取好的措施，也就是說，不了解人們從哪裡來，也沒有適當的風險評估。所以，要有適當的風險評估，比如問他們，你去過疫情爆發中心的武漢嗎？或者，你與自己知道的曾經去過武漢，或者已經被傳染的人一起生活或有過密切接觸嗎？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問的。你可以測體溫，確保人們在旅行時身體是健康的。這些措施都很有幫助，不會給社會和經濟造成更大的損失，否則最終會傷害所有的人。
周柳建成：施賀德博士，你們是在多個戰線作戰。說到底，你們是在打一場關於健康的戰爭。你們與錯誤信息的作戰，而你們真正面對的，是一場與人們固有觀念的戰爭，有時候是公共焦慮的增加，在許多情況下這確實是出自真正的擔憂。您想對大家說些什麼？對他們來說，現在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是要牢記並付諸行動的？
施賀德博士：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在疫情爆發中心抗擊疫情的那些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承擔的重負。這是衛生工作者的英雄行為，他們在工作，不能正常呼吸，必須連着好幾個小時呆在那裡。還有那些保健工作者，他們走入家庭，看如何幫助那些病人，好讓他們不必上街，避免其他人被傳染。
這些人真的值得我們考慮和支持。除此之外，我認為現在該是我們展現全球團結的時候了。我們必須合作。關閉邊界……現在不是時候。這是一個互聯互通的世界，我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共同繁榮。我們也一起解決新冠肺炎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可以一起解決的。
周柳建成：我知道您那邊已經過了午夜，還要工作好幾個小時，然後就是早上了。施賀德博士，非常感謝您在此刻與我們分享這些重要的見解。
施賀德博士：謝謝你與我談話。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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