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柳建成：新冠病毒：改變世界的日子

孩童時代，我常問父母，世界有大事發生時，他們當時在哪裡。比如，溫斯頓·丘吉爾重回唐寧街10號，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邁出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步，約翰·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遇刺。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我出生之前。因此，我父母以及他們講的故事為我提供了與戰後歷史進程重要節點的勾連。

與所有這些事件不同的是，現在已經盡人皆知的新冠病毒全球疫情並沒有一個正式的起始日期。科學家仍未確定這個病毒是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出現的，或許我們永遠都無法得知。然而，與艾滋病相似的是，談到新冠病毒，我想到它開始影響世界的那一天。艾滋病的發源被追溯至1981年6月，當時美國疾控中心出版的《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刊登了紐約和洛杉磯出現的首批病例。

今年1月23日，我正在前往約翰·F·肯尼迪機場準備搭乘早班機返港的路上。我本可在美國待更久，但因為第二天是中國農曆除夕，我必須及時趕回香港吃家裡傳統的年夜飯。當天紐約交通狀況不錯，但由於時間緊迫，我在抵達機場、通過安檢、搭上飛機後，才看到來自武漢的新聞：整個城市以及隨後湖北省的其他14座城市全部被封鎖。

世界在一瞬間被改變了。

「封城」，這是只有年紀大到足以記得「911」襲擊事件的人才熟悉的說法，但它已經成為全球語彙的一部分。在家辦公也成為常態而非特例。在科學家們合作尋找治癒方法的同時，反接種運動也被暫時叫停。個人防護用品生產商的股價攀升，甚至高於一些世界最知名的品牌。超市、藥店、甚至槍支售賣店的搶購成為常態。同樣，圍繞我們能在哪裡買到大米、退燒藥和來複槍的擔心成了我們與家人對話的新話題。

今天，我們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應對一場前所未有的威脅。然而，即便後知後覺，我們也知道這些都是不得不發生的事情。雖然我們也許已經找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矇混過關的辦法，但我不認為我們已經有能力為「從現在開始的未來」做好準備，這其中包括氣候變化、區域性貧窮與飢餓、新冠病毒以及更多挑戰。

去年9月，作為世衞組織親善大使，我與世界領袖們一道參加了全球預警監控委員會的報告首發儀式。該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負責追蹤下一場衞生突發事件並對各國政府問責。包括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在內的專家們發出了非常明確的警告：一場流行病即將到來，它將造成巨大的人員損失，破壞經濟發展，製造社會動蕩。這是一個「是否」而非「何時」的問題。然而，所有這些警告最終都被當作耳旁風，而我擔心的是，人們會繼續把它們當作耳旁風。

1月下旬，當武漢封城開始時，我們The China Current團隊（中美聚焦網站的一個合作平台）停下了常規工作，轉而全面關注新冠病毒報道。我們的使命是展現那些受疫情暴發影響的人性故事，對在衞生、科學和外交領域對抗擊疫情產生重大影響的領袖們進行專訪。在做了50期節目後，我們有了一整套內容，為公眾提供有關病毒的實況記錄。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到了什麼？

就個人來說，新冠病毒讓我的工作方式出現了巨大變化。作為一名電視新聞主播，我習慣與多位攝像人員、音響師和燈光師共事。但這次情況不同。向公眾傳播有關新病毒知識的迫切性，意味着我常常不得不以從未有過的方式工作。例如，我們對前世衞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博士的首期專訪就是通過電話連線進行的。

除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學主任萊因戈爾德博士，我們隨後做的所有專訪都是通過FaceTime、WhatsApp或微信進行的。這些專訪的視頻畫面模糊不清，音效也不盡如人意，但它讓我們能夠實時交流。一些專訪幫助引導了對新冠病毒的公眾敘事和理解。在位於墨爾本多爾蒂研究院的實驗室成為首個在中國以外成功分離病毒的機構後，我們訪問了該實驗室的莎朗·勒溫教授。在開始對原有藥物和備選疫苗進行實驗數周前，我們與世衞組織首席科學家蘇米婭·斯瓦米納坦博士進行了連線。我們還與港大醫學院梁卓偉教授進行了交流。梁教授是世衞組織與中國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成員，他是性別、青年和兒童研究的一線專家。

新冠病毒還有很多未知領域，除非徹底了解它，否則我們將很難找到有效的治療和治癒方法。我們還必須了解該病毒的動物傳染源頭，它是何時、如何從動物傳染到人的，以及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中間宿主。雖然人們對可能的疫苗有巨大的緊迫感和興奮感，但嚴酷的現實是，它們也許不會成功。

在艾滋病出現近40年後，目前依然沒有疫苗或治癒方法。但作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傳染病之一，艾滋病為我們提供了教科書般的模板，這將加快我們的學習周期，從動員全社會抗擊疫情，到採取以人為本和基於人權的應對方式，到培養出基於科學的視野。並非偶然的是，面對新冠病毒疫情，抗擊艾滋病的中心人物再次集結——尤其是那些來自美國的骨幹們，包括在艾滋病病毒及其他免疫缺陷疾病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托尼·福西博士，以及艾滋病救援總統緊急計劃負責人、美國實際的艾滋病和健康大使黛比·博克斯博士。

艾滋病和新冠病毒在流行病學上完全不同，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它們遠不僅是衞生危機，它們代表的是對全球安全的重大威脅。在對中國前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的專訪中，他將新冠病毒形容為「非傳統性的安全威脅」，它要求把全球衞生治理囊括在全球治理之中。但是，我們減緩並阻止疫情暴發的能力需要每個人的配合。待在家中、徹底清潔雙手是行之有效的公共衞生措施，但那些無法做到這兩者的人們該如何應對？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難民營的人群聚集問題，尤其在非洲大陸，他們承擔著最沉重的全球衞生負擔。如果這種狀況全面暴發，它將摧毀一個地區，那裡脆弱、資金不足的醫療系統每天都在忙於應對日常的醫療需求和緊急狀態，比如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如果疫情不幸暴發，國境關閉，將不僅摧毀10億人的健康，同時也將破壞他們的經濟，從而進一步阻礙非洲大陸的發展。

但顯然，這並非一場僅僅影響非洲的疫情，現在是時候給北半球自身的脆弱性敲警鐘了。

新冠病毒將成為標誌性歷史事件，與我曾經問過父母的那些重大歷史事件一樣。我希望，終有一天我的子女也會問我新冠病毒「前」「後」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們依然有機會書寫這段故事的結尾。我們會在感染和死亡數字攀升時坐以待斃么？抑或是參與其中，奮起反擊？未來數周、數月甚至數年將考驗我們的恢復能力，但更多的是，它留下的將是此時此刻人類狀況的記錄，以及我們能否在善意和同情中團結起來。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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