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從蔡英文五二〇演說看兩岸統一的非和平路徑
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避談「九二共識」，推行「經濟離岸，政治孤立，文化切割」的全面台獨化基礎工程，被大陸確定為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2020年，蔡英文成功連任，民進黨有效鞏固執政基礎，完備建構「反中促獨」的國家安全法制體系及具有「綠色戒嚴」色彩的反滲透法，在就職演說中進一步暴露「修憲台獨」的政治本質和圖謀。蔡英文的就職演說缺乏新意，繼續堅持拋棄「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的原則立場，提出成立修憲委員會推動憲政體制「與時俱進」，埋藏下「法理台獨」的政治伏筆。兩岸關係由此進入了和平統一的「枯水期」，作為兩岸傳統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在官方層面被消解，作為推進兩岸完全統一倡議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遭到直接拒絕，島內統派力量遭到政治清洗和法律制裁，而美國則在「一中」立場上不斷倒退和空虛化，進一步誘導和塑造台灣的獨立取向及與大陸進行持續對抗的冷戰意志。
這就提出了兩岸完全統一的路徑變通問題。2005年大陸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規定了「和平統一」和「非和平統一」的兩種路徑，但相對偏向於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15年來，兩岸在政治協商和統一事務上進展極其緩慢，民進黨更是以其在野時的社會運動力量和執政時的公權力對兩岸統一進行全面阻撓和破壞。2014年，在野的民進黨支持「太陽花學運」阻斷了兩岸經貿合作的深度發展，2016年以來作為執政黨的民進黨從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諸多方面與大陸「硬性切割」，奉行極端親美路線和全面台獨路線。大陸必須從戰略和制度上清晰研判兩岸統一的路徑變軌問題，從維護憲法權威及保障民族復興利益的高度承擔起「主場統一」的政治使命。
蔡英文演講觸及兩岸關係底線的表現在於：其一，完全拋棄「九二共識」，摧毀兩岸關係最為關鍵的政治基礎，是完全「不合格」的政治答卷；其二，完全抵制「一國兩制」，拒不回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其三，所謂「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四原則，是以兩岸作為對等政治實體的「兩國論」作為基本預設的，突破了兩岸政治協商的原則底線，不可能提供實質性、建設性的兩岸和平發展基礎與協商空間；其四，所謂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關係，貌似「依法」進行，實質可憑藉政治多數優勢隨時改變憲法和法律，對兩岸關係的「一中」立場沒有任何規範性的承諾和堅守，從而並不符合大陸可接受的政治互動條件；其五，蔡英文計劃在立法院成立修憲委員會檢討現有憲制，推動所謂的「與時俱進」，實際上是為日後的「修憲台獨」進行基礎性研究和方案準備，是「法理台獨」進入操作性階段的信號；其六，蔡英文的台灣民主論與國際地位論超出了聯合國關於「一個中國」的專門決議範疇，也超出了「一個中國」的主權原則底線，是推動台灣在國際社會正名甚至參與圍堵中國大陸之「印太戰略圈」的積極表態，很可能心甘情願被美國在政治上所利用；其七，台灣在產業經濟上與大陸脫鉤分離的趨勢更加嚴重，經濟脫鉤是是為了政治上追求獨立，並無多大發展空間的「新南向政策」進一步服務於「經濟台獨」。
蔡英文的台獨主義，從黨綱到自身政治理念，是一貫和堅定的。但這篇演說並未提出直接的台獨目標，而將兩岸關係的「變色期待」隱藏於通篇的產業經濟與社會安全政策脈絡之中。台獨，細節準備在台灣，但政治決心卻是在美國。如果沒有美國的持續支持以及中美新冷戰的特別氛圍，民進黨的連選連任及台獨主義是難以維繫下去的。台獨是民進黨最大的「政治畫餅」，也構成了對台灣許多人的政治蠱惑，但到底是否成真取決於美國對台灣的極限政治利用。台灣成了美國的政治棋子，卻妄想在某些時間片段裡綁架美國做政治棋手，折射出嚴重的政治機會主義、心智誤判與不自量力。
以大陸、台灣與美國構成的戰略博弈大框架來看，在中美關係結構性惡化而美國立法與行政當局之「一個中國」立場快速倒退的挑戰下，未來美國涉台立法極限突破與兩岸關係直接對抗風險必然不斷加大。
總之，台灣回歸是民族復興的必然使命與測試指標，這在十九大報告與習近平「1·2」講話中清晰明了。中國為民族復興計，必須在十九大報告與「1·2」講話的基礎上，以「主場統一」的政治責任和制度智慧，嚴正應對來自美國和台灣當局的極限挑戰，創造一切有助於台灣回歸的內外條件，以對中華民族長遠利益和台灣民眾根本福祉同時負責的智慧和勇氣打破新冷戰體系阻隔與台獨專政，創新保障國家主權利益與台灣民主自治權利的新憲制架構，結構性解決兩岸統一與長期和平發展的制度基礎問題。兩岸完全統一是最高憲制目標，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只是具體路徑選擇，而在民進黨台獨主義和美國干預主義的破壞下，和平統一的機會窗口基本關閉，非和平統一成為大陸理性和負責任的政治選擇，也是台灣民眾追求長期和平發展的真正利益所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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