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清波：「胡錫進式」言論不利兩岸融合
相比起「武衛」來說，「文治」即文明、文化、文學的聯絡和溝通，顯然更有利於兩岸民眾的心理融合，有利於兩岸社會的根本長遠利益。所以，大陸的「胡錫進們」與其高呼「唯有充分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不如在如何提升大陸對台的文明、文化、文學影響力方面多動腦筋、出謀獻策。
台灣在野黨、國民黨黨團提出「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共」和「台美復交」兩個提案，獲得無異議通過。對此，中國大陸媒體刊登輿論名人胡錫進的言論稱，未來的兩岸和平和國家統一是指望不上他們了。「我們決不可再抱幻想，唯有充分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要隨時能夠給『台獨』以決定性的懲罰」云云。
當前，海峽兩岸關係跌進新的谷底。由於台灣民進黨蔡英文當局全面倒向美國、對抗中國大陸，美國特朗普政府也在派遣高官訪台、售台武器等方面頻頻突破美對華公報承諾，使得中國大陸民間和輿論不乏焦慮，認為大陸要做好「武統」準備的聲音明顯增加。
與此同時，台灣前總統李登輝10月7日安葬，為此，全台灣公務機關下半旗一天，蔡英文率一眾文武官員陪禮迎靈。李登輝生前公然宣稱自己曾經是日本人，主張釣魚島等屬於日本領土，死後卻依然享盡台灣當局和朝野政黨所給予的「哀榮」。
也與此同時，台灣藝人歐陽娜娜在中國大陸央視國慶晚會上獻唱《我的祖國》，不僅民進黨當局揚言「調查」「法辦」，台灣輿論更是不乏口誅筆伐，甚至連歐陽娜娜的姐姐也慘遭島內網民謾罵。蔡英文當初競選時宣稱的「不會讓任何一個人為自己的認同道歉」一語落空，更顯示眼下台灣「仇中」「抗中」甚至搞起了「株連」。
上述現象，凸顯目前的台灣社會，對「親日」「媚日」的言行不以為意，存在很大的包容度，而對所謂「親中」「和中」的人卻視若寇讎，充滿民粹敵意。看在大陸民眾的眼中，簡直是匪夷所思。兩岸明明同文同種，而日本軍國主義曾經殖民台灣，為何許多台灣人卻依然親近日本，而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種現象，更會使得一些大陸民眾對台灣民意倍感失望，從而認同胡錫進的「武衛」言論。
作為長期關注台灣局勢的學者，近日，筆者恰好觀看了台灣電影《世界第一麥方》，講述的是台灣麵包師吳寶春的故事。管中窺豹，這部電影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台灣部分民眾為何「親日」而「仇中」之惑。
吳寶春曾經榮獲在法國巴黎舉行的首屆世界盃麵包大師賽（Les Masters de la Boulangerie）冠軍，台媒稱他為「台灣之光」。然而，他也曾經遭遇過和歐陽娜娜相似的困境。2016年，台灣親綠媒體把他所說「我不會把眼光只看到中國」扭曲為「我餓死也不會到大陸」。因此，2018年，「吳寶春麥坊」於上海開業試運營，網民質疑其贊同「台獨」。為此，吳寶春發聲明說，「身為中國人，是我的驕傲。」
儘管吳寶春公開承認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但是，在《世界第一麥方》這部以他為原型的台灣電影里，卻讓人感到了濃濃的「日本味」。比如，劇中反映，吳寶春的麵包技藝之所以能突飛猛進，是因為他曾經去日本進修；劇中一些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禮節，也更像是「日本式」的，如吳寶春和同行見面之間的深鞠躬等；甚至整部影片的畫面等敘事風格，也能看到日本電影的深刻影響。
可以看到，相比起中國大陸，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有着三個途徑：一個是文明上的，就是日本的物質文明、科技文明等讓台灣人樂於學習，如吳春寶專門去日本學麵包技術。一個是文化上的，日本曾經的殖民，使得許多的日式生活理念、方式等文化因子已深深殖入台灣社會，且戰後仍對台灣持續滲透；而由於中日在傳統文化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同源性，又使得這些實質是日本文化的東西，容易被當成是中華文化，但它們對一些台灣民眾潛移默化的影響則是日本化的。例如，深鞠躬作為社交禮儀，在中國大陸實際已不採用，因此它實質是對日本禮儀的認同。
還有一個是文學上的，這裡的「文學」是一個泛化的概念，指的是包括電影語言在內的各種表達方式。日本作為先發達的國家，其音樂、電影、小說等流行文化曾經長期引領亞洲風騷，其表達方式也更容易為同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台灣社會所接受。
以《世界第一麥方》這樣的台灣電影為例，小人物的日常敘事，細膩的個體生活刻畫和情感表達，對個人奮鬥和成功的強調等等，這都與中國大陸慣常使用的國家集體等宏大敘事的語言迥然不同，也更容易引起「小確信」情緒泛濫的台灣社會共鳴。
從根本上來講，當前一些台灣民眾、特別是年輕民眾對中國大陸的疏離，與日本殖民台灣以來一個多世紀的兩岸區隔，更與李登輝當政以來已經持續近三分之一個世紀的「去中國化」文化與教育切割密不可分，是政治操弄和政客誘導的結果。但是，如果要在文明、文化、文學等方面影響台灣，中國大陸也確實還有諸多須要提升和改進的地方。
應該看到，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國力的上升，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文明、文化、文學影響實質都是增強的。由最開始對港台流行文化的追慕，到現在大陸影視劇、節目等反過來風行台灣，乃至蔡英文當局要不惜搞「思想審查」、封殺大陸視頻軟件愛奇藝等產品，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中國大陸仍然處於「將強未強」之時，軍事等硬實力已有長足進步，然而在文明程度、文化軟實力和文學表達水平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相比起「武衛」來說，「文治」即文明、文化、文學的聯絡和溝通，顯然更有利於兩岸民眾的心理融合，有利於兩岸社會的根本長遠利益。所以，大陸的「胡錫進們」與其高呼「唯有充分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不如在如何提升大陸對台的文明、文化、文學影響力方面多動腦筋、出謀獻策。
「充分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絕對不是當前大陸對台政策的「唯有」之道，這方面的「胡錫進式」言論，可能反而對大陸的文明、文化、文學影響力造成損害。它於「武衛」無益，因為兵者國之重器，不能輕易喊打喊殺；卻於「文治」有損，因為它不細究根源，卻助長兩岸民粹對立。
如果說，李登輝那一代台灣人之所以會自認曾經以日本為「祖國」，是因為他們成長在日本殖民文化之下，當代台灣人對大陸的疏離和切割，則表明中國大陸在台灣的文明、文化、文學之「光復」並未真正完成。
針對特朗普當局和「台獨」政客的可能挑釁，必要的軍事鬥爭準備固然需要，但大陸更應該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加快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文化實力和文學表達水平，以爭取台灣社會的嚮往。
當前，尤其應該找到大陸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誠信、友善」等理念，與台灣民眾價值觀之契合點，加強溝通與交流，這樣，當李登輝已經入土之後，「歐陽娜娜」才會真正多起來，才會更加得到台灣民眾的理解與認同。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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