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如何應對美國對華政治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助理、美國研究所所長王鴻剛研究員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中國如何應對美國對華「政治戰」》。作者認為：政治戰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發生的，它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是兩個處於競爭關係中的國家相互尋找「短板」並加以充分利用的過程。縱然政治戰中的弱勢一方有很多短板，政治戰中強勢一方面臨的安全風險也不少。這就像兩個相互砸玻璃的遊戲，強勢一方手中的石頭比對方的大，但他背後的玻璃也可能比對方的大。尤其是處於衰落階段的大國，其階段性短板會暴露得更多，比如金融體系脆弱、決策模式偏狹、內部人心不齊、外部信譽遭疑、攤子鋪得過大、樹敵作惡過多等，存在反遭「分化」與「成本強加」甚至徹底清算的可能。文章內容如下：
抑制並削弱其他大國的政治優勢，利用競爭對手的困難、「弱點」與「短板」實施「成本強加」和「戰略誤導」，是大國博弈的常用手段，這種手段通常被稱作「政治戰」。很多人認為，美國在冷戰期間成功運用「政治戰」搞垮了蘇聯。最近幾年，美國戰略界對「政治戰」的討論突然增多，對比美國當前的對華戰略和當年的對蘇戰略，似乎也有不少相似性。因此人們特別關心中國是否有能力抵禦美國政治戰攻勢、從容應對長期戰略博弈。本文擬對此進行初步分析。
一、美國慣用「政治戰」打壓對手
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戰」，是既不同於日常的外事交往與經濟聯絡、也不同於全面軍事衝突的一種國家間互動形態；是綜合運用除了傳統軍事衝突之外的經濟、政治、外交、外交等多種手段，對競爭對手或特定對象實施干擾、打擊、削弱、顛覆的一種博弈策略；特別在核武器時代和全球化時代，政治戰是有能力相互摧毀或者深度相互依賴的競爭性國家之間展開戰略博弈的主要方式。政治戰與學界討論的「信息戰」「輿論戰」「意識形態戰」等概念學說有相似性，其共性都是指不同於以往兵戎相見和正面對抗的大國博弈新形態。
大國博弈中的政治戰常常有如下四種手段：
一是「心理攻勢」。具體方式是由高度組織化的宣傳部門，藉助話語、圖像、理念等信息工具，綜合運用公共外交、輿論造勢、特定心理行動等多種手段，對競爭對手或特定國家的決策者和公眾進行心理層面的引導塑造，也就是發動「心理戰」，力爭使其行為達到符合政治戰發動者的特定目的。研究界偶有論及的「戰略傳播」和「戰略欺騙」等手段，也是這種「心理攻勢」的延伸和變種。其核心特徵是在特定時期釋放特定信息，對競爭對手的主觀心理和內部政治進程（例如選舉）實施干預和引導，以達到特定的政治結果，或對其決策過程實施干擾和誤導，以增大其決策成本甚至導致決策偏差。在《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蘇聯的》一書中，作者施魏策爾坦言，美國曾在上世紀80年代有意識地對蘇聯發動了一場「圓滑而精巧的精神戰」，讓蘇聯領導層和廣大民眾人心惶惶、決策出錯。
二是「經濟誘壓」。是指利用特定國家的對外經濟依賴，通過援助和制裁等方式施加影響，或者對其國內經濟結構的薄弱環節進行暗中破壞，延緩其發展速度並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冷戰初期的「馬歇爾計劃」被認為是利用援助來實現特定政治目的的經典案例，美國藉此成功阻擋了共產主義在西歐的傳播，有力地服務了美國對蘇遏制總體佈局，推動美國更有意識地將經濟援助作為強有力的對外政策工具，並促成1961年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組建。與經濟援助形成對照，冷戰期間美國對古巴和伊朗等國實施的經濟制裁，以及美國聯手其他西方國家對蘇聯的技術封鎖和貿易禁運，則屬於經濟槓桿的另一種使用方式。此外，美國還通過推動東歐國家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分化蘇聯集團的內聚力，努力壓低國際能源價格以打擊蘇聯能源出口，甚至向蘇聯提供有缺陷的設計圖紙、機器設備和電腦晶片，蓄意破壞蘇聯經濟安全。
三是「內部分化」。將目標國家內部的民族、宗教與社會矛盾或少數人群的不滿情緒視為可加以利用的議題，對目標國家實施「成本強加」、立場分化和形象詆毀。這也是美國在冷戰期間對蘇聯常常使用的手段。例如，支持蘇聯的「異見人士」，秘密扶持蘇聯體制內部的親美勢力、「高級代理人」「戰略內應」等。
四是「週邊牽制」。主要方式是對競爭對手的國際夥伴體系與全球地緣佈局進行滲透、騷擾和分化（例如美國對東歐國家的經營），對競爭對手「地緣支點國家」（例如蘇聯地緣佈局中的古巴）施加強大壓力，或者通過製造某種衝突將競爭對手推入進退兩難的「地緣陷阱」（例如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在阿富汗大力支持反蘇聯的叛亂力量），以此消耗對手的經濟和外交資源。
二、中國絕不會成為第二個蘇聯
國際輿論最近討論「新冷戰」時偶爾會有一種不經意的對號入座，將中國比作前蘇聯，似乎隱隱暗示了對中國命運的悲觀預期。特朗普政府對華極限施壓的種種舉措與美國當年對蘇政治戰的相似性，更加劇了人們的憂慮。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到底會不會重蹈蘇聯覆轍，經不住美國打壓遏制，在戰略博弈中敗下陣來？
坦率地講，這一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因素實在太多，博弈時段也很難界定，甚至對如何定義博弈成敗都難有共識。但這一問題事關重大，必須有所思考。本文衹能在有限篇幅內，力爭對回答這一重大問題的基本思路進行勾勒。總體講，對此問題的回答有賴於：（1）對蘇聯經不住美國政治戰攻勢的深層原因之探討；（2）對中國與蘇聯的本質區別之界定；（3）對美國對華政治戰能在多大程度上發出力道的前景之預估；（4）對特朗普時代（和「後特朗普時代」）的美國與里根政府時期的美國的顯着落差之比較；（5）對中國應對方式是否得當之評判。
首先的問題是，蘇聯為什麼經不住美國的政治戰？是因為美國的政治戰很厲害麼？當然不是。根據前文所述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之間的相互關係，外部原因衹能通過內部原因起作用，因此歸根結底還是蘇聯內部先出了問題。蘇聯之所以落敗，是由於它在國家形態和治理方略方面早已大大落後了。
美蘇競爭的本質，是20世紀的世界現代化進程在繼續向前推進過程中，當西歐這個曾經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帶塌陷之後，分別位於美洲大陸和歐亞大陸這兩個相對「邊緣地區」的後發大國，對歐洲霸權繼承人身份的爭奪。而他們競爭的關鍵，就在於國家形態的優劣。
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美國和俄國也曾經參與到列強的全球殖民競逐中，但因為晚來一步而失了先機，在全球殖民版圖中未能佔據有利位置。客觀形勢迫使他們開發出更新的國家形態和方略。美國進一步完善了「市場資本主義」。由於「市場資本主義」衹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不尋求對落後國家的佔領或殖民，因而比西歐列強奉行的「殖民資本主義」遭遇更小阻力，得到的國際支持多，美國的戰略優勢不斷纍積。俄國則乾脆在國內革命大潮中建立了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
美式「市場資本主義」更強調「市場」的力量，「蘇聯社會主義」更強調「政府」的作用。無論是「美式資本主義」還是「蘇聯社會主義」，都是對現代國家內部如何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要素之間關係的一種制度性安排，都源於世界現代化發端地區——主要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思想家的理論探索和各國在實踐中的經驗總結，是對現代國家形態和治理方略的一種優化完善，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現代國際秩序的發展演進。因此，客觀地說，當時兩國的國家形態都有先進性，這是美蘇兩國能在二戰結束後各樹一幟、擁者甚眾、對世界分而治之的基本背景。
過去好不等於現在好。儘管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建立之初是很先進的國家形態，並在轉向社會主義之後取得非凡成就，但它畢竟在如何治理好現代國家方面缺乏從善如流的氣度和自我革命的自覺。蘇聯過於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全能型、決定性作用，完全拒斥市場的功能，違背了建設現代國家的基本規律。而且，由於蘇聯經濟過於倚重能源行業，在初步實現工業化後，進一步完善經濟結構的動力顯著減弱了，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科技創新也越來越缺乏發育環境和激勵機制。政府權力過大又不可避免地引發腐敗、低效和等級化，社會層面的不滿難免越來越大。這才是蘇聯無法抵禦美國政治戰、最終在戰略競爭中敗下陣來的深層原因，也是當蘇聯的最後一面國旗緩緩降下時全國上下竟冷眼以對、無動於衷的原因所在。換言之，蘇聯在與美國戰略競爭中的失敗，根本原因不在於美國做了什麼，而在於蘇聯沒做什麼，在於它的國家形態和治理方略未能與時俱進而大大落後了。
由此自然過渡到第二個問題，即中國與前蘇聯的本質區別。
這種區別首先體現在兩國對政府與市場之間關係的處理上。蘇聯衹強調政府的作用而忽視市場的力量，是一個完全按指令行事的計劃經濟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中國構建的現代國家形態的顯著特徵，則是兼顧了政府和市場。在經過新中國建立後30年努力、總體鞏固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地位之後，中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開始大膽擁抱市場經濟，逐步探索出既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種國家形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是一種更能適應百年變局、更能兼顧效率與公平、兼顧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更加先進的現代國家形態。
這種區別還體現在對軍事與民生之間關係的處理上。為應對冷戰需要，蘇聯奉行的是重軍事輕民生的發展戰略，重工業很發達，軍事力量很先進，國家看起來很強大，可是老百姓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滿足，政治合法性得不到保證，政權基礎自然就不牢固。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始終將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要位置，以此為牽引推動相應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政策優化，從而始終保證了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衷心擁護。
改革還是僵化，也是將中國與蘇聯區分開來的重要方面。面對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凸顯的國家治理困境，蘇聯並沒有通過改革儘早革除積弊，重建國家治理體系的平衡；等到戈爾巴喬夫倉促推進改革之際，國家治理體系的失衡已經積重難返，不合時宜的改革反而加速了蘇聯解體。中國也曾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治理體系失衡。面對這一局面，中國領導層高瞻遠矚，果斷推進了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全方位改革，通過幾十年持續努力，「改革」已成為中國社會最大的戰略共識；通過不斷的自我革命持續優化現代國家形態，乃是中國治國理政的根本精髓。
將中國與蘇聯區分開來的還有在「爭霸」問題上的不同態度。為凸顯自己高人一等的國際地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時不時地就要表現出來；為與美國爭霸，蘇聯在面對美國發動的軍備競賽時衹能咬著牙硬扛。而中國堅定奉行和平發展戰略，明確宣稱再強大也不稱霸，而且表現出越發展越謙遜、越強大越有責任心的行為特徵。中國在對外戰略領域的奮發有為積極進取，完全是因為國家利益拓展到了那一步，因而並不存在「戰略透支」風險。
與西方世界的融合還是隔絕，更是中國與蘇聯的根本區別。蘇聯奉行的是形而上學的國家安全觀，片面強調以意識形態劃線和涇渭分明的地緣勢力邊界。這使得蘇聯的國家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明顯區分開來，為美國集中攻擊蘇聯的短板提供了機會。中國則奉行辯證統一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兼顧本國與他國的共同利益與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發展模式和深度融合的利益紐帶，使得對中國國家利益的任何損害和對中國對外關係的任何破壞，都成為對包括美國和美國的盟友在內的各國共同利益的損害和對世界整體和平穩定的破壞。
基於這種中蘇對比，對第三個問題的思考路徑也出來了。我們可以說，當美國對中國發動政治戰時，它將面對與對蘇政治戰截然不同的戰略環境。左右為難、使不出全力，將是美國對華發動政治戰時的突出困境。這種困境可以形象地概括為「想打打不得」「想脫脫不得」「想統統不得」「想聯聯不得」。
特朗普政府用關稅手段向中國施壓，表面上壓縮了中國輸美商品的利潤空間，實則為這些商品價格上漲買單的卻是美國消費者，美國股市的表現也隨着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的反復無常而顛簸起伏。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十分兇悍，卻不得不時常關注美國消費者的臉色，陷入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窘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想打打不得」的原因所在。
美國有些人也在謀劃著和中國經濟「脫鈎」，從而能像當年對付蘇聯那樣放手打壓中國。可是他們既忍受不了全球產業分工的劇烈震盪，又割捨不下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所以才出現了一邊嚷嚷着和中國脫鈎、一邊在貿易談判中不斷要求中國購買美國商品、擴大中國市場對美開放的奇怪情形。這是「想脫脫不得」。
而且，要發動政治戰，國內協調是關鍵。美國國內在中國對美構成重大挑戰方面似乎達成某種共識，可是在如何應對中國挑戰的問題上意見不一，因為背後的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加之國內政治惡鬥，要在國內形成協調的對華行動，短期內或許可以，若要長期堅持的話，內部恐怕會出現分化。鑒於中國與世界各國利益深度捆綁，一心推動的是與各國共同發展，且中國沒有任何稱霸企圖；美國想要像冷戰時期那樣，在國際上聯手盟友和其他國家一起給中國製造麻煩，不僅不太容易，甚至可能破壞本已不牢的盟友關係。這就是「想統統不得」和「想聯聯不得」的原因所在。
除此以外，關於美國對華政治戰為何將處處受制、無法達到預期效果，還有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那就是：特朗普時代的美國也已不是里根時代的美國了。這是我們對第四個問題的思考。
美式「市場資本主義」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前，自由放任是其主要特徵。為應對「大蕭條」，羅斯福政府推行新政，政府加大了對市場活動的管理，並承擔起更多社會福利責任，實現了美國國家形態從「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到「新政資本主義」的轉變。這一轉變順應了現代國家建設的基本規律，釋放出巨大制度紅利，推動美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社會福利日趨改善，政府也比此前擁有更大合法性。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這一國家形態的積弊又多了起來，「滯漲」是突出病竈。在里根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初，美國國家治理體系失衡已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就此而言，美國贏得了冷戰勝利，絕不是因為美國的國家形態很先進而蘇聯的國家形態很落後，兩國當時都有比較嚴重的問題；衹不過蘇聯問題更嚴重、騰挪空間更小、改革步伐更遲鈍而已。相比之下，里根政府一邊打壓對手、轉移視線，一邊在國內推行以「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國家轉型，從而將美式資本主義推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如果我們深挖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霸權興衰規律，可知：金融霸權既是霸權的最高階段，也是霸權的最後階段。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轉型，對美國而言是一劑甜蜜的毒酒。當「金融化」成為美國經濟的突出特徵後，美國的國家形態出現了經濟空心、社會分化、利益固化、政治極化和僵化等預兆不祥的新特徵。久而久之，兩黨之間、不同階層之間、不同種族之間、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爆發激烈矛盾和由此產生巨大內耗，就見怪不怪了。當年裡根政府在發動對蘇「政治戰」時，可以擁有堅實的戰略共識、廣泛的民眾支持和有力的盟友配合，如今特朗普之下的美國，這些都難得一見了。也就是說，如今美國的國家形態已經大大落後，國家治理方略出了嚴重問題，這讓它在發動政治戰時的底氣和內力明顯不足。
美國想用「損人」的方式來「利己」，這種方法或許能贏一次，卻不可能贏兩次；因為此時的中國並不是彼時的蘇聯，此時的美國也不是彼時的美國了。對美國而言，與中國對美國形成的挑戰相比，更為迫切的威脅來自美國內部，來自美國治理體系的失衡和治理方略的過時。想要通過轉移視線、轉嫁矛盾的方式來維繫現有國家形態，根本就是抓錯了藥方。真正的藥方，是改變自己，而不是改變別人；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破壞別人正在做的事。面對百年變局和大國博弈，中美兩個大國的治國方略和應對之策，高下對錯自有後人評說。至此，前文所提第五個問題的基本思路也明確了。
三、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
儘管中國完全有能力避免重蹈蘇聯覆轍，在對美博弈中不斷強化戰略主動，但仍有一些重大問題，需要我們秉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對其加以必要關注。
一是確保理性反應。除了對競爭對手進行打壓恫嚇，使之畏首畏尾失去戰略氣勢之外，激怒對方並誘其做出不理智決策，造成代價高昂或不可挽回的錯誤，也是政治戰中的常用策略。因此，過激反應是大國博弈中常犯的錯誤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政治戰中的心理分析技術、心智操控手法更加強大隱蔽，對競爭對手的干擾使壞往往經過長期準備、周密部署並精心挑選時機，輔以多種策應手段，並根據對象國的政治生態、社會生態、決策參與者的心理偏好和不同議題的具體決策過程而「對症下藥」，往往稍不留神就可能中了對手的「激將法」。在大國博弈中，應儘量避免因礙於顏面、出於短期政治考慮或基於未經推敲就倉促認定的國家利益，甚至按照官僚機構的固定行為習慣或「標準操作模式」，而對其他國家的政治戰攻勢做出機械反應。中國有博大精深的戰略文化，歷史上有數之不盡的正反案例可供借鑒。衹要保持必要警覺，就不會被牽着鼻子走。當然，在特定條件下，面對對方挑釁，則可以借力打力順勢而上，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看似是不得不對對方挑釁做出對等反制，實則符合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二是保持開放包容。陷入封閉僵化是大國博弈中比較容易犯的另一類錯誤。由於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社會福利支出上升、海外行動日益頻繁、謀求戰略優勢的努力水漲船高，以及不得不為爆發各種假想的極端情形和最壞情形做必要的防範，國家往往在發展和博弈過程中面臨越來越大的財政約束。這可能成為導致國家治理陷入僵化的制約因素。例如，蘇聯在80年代中後期就因軍備競賽而嚴重擠壓了財政空間，進而加劇了體制僵化。旨在確保信息保密、防止外來干預和提高行動效率的「小範圍決策模式」，也可能成為體制封閉僵化和政策上犯錯的原因。因為這種決策模式會形成日趨同質化的思維路徑，阻塞信息負反饋渠道，降低決策品質，削弱政策的信譽和可接受度。例如，特朗普政府就是典型的「小範圍決策模式」，其推出的各項政策備受爭議；小布殊政府在「9·11」後相當一段時間也是這種決策模式，導致對外政策日趨極端，被迫在第二任期內進行調整；里根政府的決策風格更是如此，結果捅出「伊朗門事件」。
由於體制和國情不同，美國和蘇聯在大國博弈中出現的失誤不太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將更有條件發揮制度優勢，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科學分配資源精力，統籌調動各方力量，兼顧「宏觀穩」與「微觀活」原則，確保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共同發揮作用，在充分調動個體主動性創造性的前提下匯聚集體合力。
三是儘快補齊「短板」。對後發國家而言，雖有所發展但羽翼尚未豐滿、雖順應時勢卻尚未到達相應狀態的時期，最容易招致外部打壓，也是對外部壓力最敏感的時候。將強未強之際，唯有格外小心謹慎，務必護住「短板」並儘快補齊「短板」，才能有效應對大國博弈，確保發展進程不被打斷。
中國在這方面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既是中國優化自身國家形態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應對外部博弈壓力的緊迫需要。我們應長期堅持「換位思維」和「逆向思維」，從包括金融、科技、網絡等領域在內的治理體系各環節進行漏洞和短板自查，將外部博弈壓力合理轉化為不斷推動自我完善的內部動力。
四是必須奮勇爭「先」。先進的國家形態從來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勞永逸的。「先進」本身就是相對的、動態的概念，是指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國家形態和本國此前的國家形態，具有更高的價值形態引領性、政府執政合法性、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社會運行有序性和內外大局統籌性。放眼當今世界的主要先發國家，它們曾通過不斷探索革新，率先建立了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協調關係，一定時期內釋放出可觀的制度紅利，久而久之卻生發出不少問題。安逸的生活方式、強大的資本力量與異化的民主政治又消磨了變革意志、擠壓了調整空間，使這些先發國家陷入「發達卻不先進」的狀況；接下來的幾十年間，恐怕會進一步滑向「因越來越不先進而越來越不發達」的軌道。後發國家往往有更強的意願和能力，在吸收借鑒先發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充分調動各種因素，藉重重大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政策創新，建立更先進國家形態，積纍更大戰略優勢並帶動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相應轉變，這就是「後發優勢」。正是過去幾百年來一波接一波的國家形態創新和「先發」帶「後發」、「後發」變「先發」的歷史過程，推動了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國家形態不斷優化。
中國應充分利用現階段的「後發優勢」，大膽擁抱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力爭開創出更先進的國家形態；同時也要銘記先進國家形態的「相對性」和「動態性」，着眼未來幾十年國家戰略目標，確保我們始終保持自我革命的戰略意志，始終具有引領時代潮流的感召能力，始終留出持續優化國家形態的改革空間。
五是不需針鋒相對，亦非無可作為。政治戰作為百年變局中大國博弈的主要手段，核心方法是尋找對手的短板。任何國家都不完美，都存在因其地理位置、歷史文化、國家規模、族群構成和發展階段的特有屬性，以及因國家受制於各種外部因素和意外事件而暴露的各種常態性短板、階段性短板和偶發性短板。因此，政治戰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發生的，它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是兩個處於競爭關係中的國家相互尋找「短板」並加以充分利用的過程。縱然政治戰中的弱勢一方有很多短板，政治戰中強勢一方面臨的安全風險也不少。這就像兩個相互砸玻璃的遊戲，強勢一方手中的石頭比對方的大，但他背後的玻璃也可能比對方的大。尤其是處於衰落階段的大國，其階段性短板會暴露得更多，比如金融體系脆弱、決策模式偏狹、內部人心不齊、外部信譽遭疑、攤子鋪得過大、樹敵作惡過多等，存在反遭「分化」與「成本強加」甚至徹底清算的可能。
中國崇尚「守正」和成人之美的原則，立志要把世界往好的方向領。這決定了中國對外戰略的主要方面，是通過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政策協調、戰略對接甚至是積極幫扶，支持自己的合作夥伴不斷完善國家形態，在合作共贏中攜手各國提升國家現代化水平。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