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GMS合作可以走出「零和」棋局嗎？

《大湄公河次區域地緣經濟角力：衝突與調和》 讀後

伴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引起學界關注。其中，大湄公河次區域（GMS）合作成為關注焦點，國內外相關的學術著作、發展報告、論文等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儘管台灣不在大湄公河次區域範圍內，但台灣學者對該地區的關注一點都不亞於與之相關的國家和地區。近日，台灣宋興洲教授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地緣經濟角力：衝突與調和》（以下簡稱宋著， 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出版。該書是近幾年大中華地區關於大湄公河區域研究比較系統的一本，對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歷史、發展概況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對多重疊加的次區域合作機制進行了逐一分析，探討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機遇和挑戰，並重點對中日在該地區的經濟角力進行了地緣經濟視角的演繹和推理，對中日在東南亞進行第三方合作的可能性進行了論證。該書對探討東亞區域大國如何次走出「零和棋局」有重要意義，是近些年台灣學者少有的為東南亞學界奉獻的一本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國際政治現實意義的精細之作。

次區域權力競爭是國際關係研究中大國關係之外的一個重要領域，中南半島是中國周邊最重要的次區域之一，研究其中主要相關國的權力博弈，在學理和實踐上極具價值。然而，在當前的圖書市場中，真正有份量的研究GMS的專著並不多見。與之相應的是，關於中美角力、中國崛起、新冠疫情……等主題的書籍卻幾乎佔據圖書市場的半壁江山。宋著並沒有就大國政治和中美關係泛泛而論，而是從一個看似邊緣的次區域出發，探討GMS相關國家和平共處、協調發展、和諧共贏的可能。閱讀宋著，感受到的不是非此即彼、非對即錯的零和博弈思維，而是一種地緣合作的學術關懷。宋著以次區域的中南半島為觀察點，探討東亞大國的衝突與調和問題，以小見大，給讀者提供可一種觀察國際政治的另類視角。

國際關係中的區域研究是近些年學界研究的熱點，如何研究區域問題？IPE、地緣政治和國際政治研究的學者各執其詞，莫衷一是。宋著從基本的概念出發，首先對次區域合作進行了界定和論證，區分了國際關係中的區域概念和地緣經濟視角下的區域經濟合作，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次區域經濟合作是一種「在生產領域內基於平等互利的原則，透過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而開展的較長時期的經濟協作活動。」這種合作具有參與彈性高、政治風險低、地方參與深和合作範疇廣的特點。這種區分就不再囿於單一的學科領域，旨在探索一條並非「泛政治化」的地緣經濟研究路徑。

對於GMS的地緣經濟合作，作者沒有就當前局勢大寫特寫，而是基於歷史事實，進行嚴肅的學術探究。宋著從1951年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關於湄公河流域的調查報告開始溯源，對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歷史進行了前後連貫的分析，使讀者在閱讀時，看到的不只是現實的地緣經濟合作和地緣政治博弈，而是一種從冷戰時期演進而來的中南半島中小國家組群對本地區和平與發展之路的探索。在宋著中，體現一種求真務實的學術態度，譬如，在GMS國家與中國合作發展部分，宋著收集了交通、電力、資訊通訊、農業、環境、衞生、旅遊、人力資源、貿易與投資、禁毒與替代種植、科技等等10幾個領域的詳細資料，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通過具體資料揭示了這樣一種事實，即GMS國家在經貿上對中國的依賴高於中國對GMS國家的依賴，而不是想當然對GMS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下結論，體現了學者的專業態度和科學精神。

宋著是一本研究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專著，同時也是一本東亞國際關係著作，該著展現了作者對國際關係的洞察力。如，作者認為：「當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在WTO杜哈談判陷入僵局，且區域經濟整合又因參與者眾、稟賦差異大而逐漸出現集體行動困境之際，『次區域經濟合作』儼然成為新世界國際政經合作的新典範，並以『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的發展經驗最為成功。」這種觀點在新冠疫情之下，經濟全球化受阻之際，是極富洞見的。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GMS是國際社會推動區域合作的成功典範，中南半島依其傳統地緣政治利益及天然資源開發潛力，是一個國際政治的重要案例。宋著對未來GMS合作的觀察，也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國際政治研究，有其獨到的見地。如宋著對水資源開發和保護的關注、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永續問題的重視，體現了一位來自東亞島嶼的學者對中南半島的人文關懷，作者甚至還留意到了中國與GMS國家得職業技術學院合作交流對當地影響。

在後疫情時代，「持續密切關注GMS地緣經濟角力之變化，對於正確判斷新世紀國際發展趨勢而言，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政策建言上，宋著立足現實，主張中日合作共贏，走出零和博弈的棋局，對中國與GMS國家的合作有重要的參考價值。GMS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最重要的擴大開放、走向世界的橋頭堡。作者在文中指出，中日之間對於GMS的未來合作，有很強的互補性，並通過2018年東京戰略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融合性做比，文中的分析和討論，對中日在GMS的競爭走出「零和」棋局，有非常重要的啟示，這既是「東盟方式」對中日的社會化的體現，也提供了中日調和共贏的可能性，是一種更高級的國際合作形態的探索。正如作者所說，「中日兩國雖然在地緣經濟上處於競爭與對立的格局，但兩國在湄公河次區域開展合作有很大的互補性，若能取長補短，互通有無並進行整合，應能逐步達成『雙贏』效果。」宋著建議中國採取差異化的產業合作政策，形成錯位競爭，「應對次區域合作較為單純的經濟合作進行拓展，廣泛開展功能性合作……形成更深入的利益交織、捆綁和切換式網絡，以及營造更融洽的合作氛圍。」

宋著對內地東南亞學界也有重要啟示。首先，在概念的使用上，內地學者2016年以來一直把瀾湄機制（LM）與GMS相區分，但在宋著中，仍然採用了GMS的提法，並認為是中國提出的LM機制不是對既存GMS的否定，而是對次區域合作的有益補充，是合作內容的擴展和深化。在概念上，宋著延續GMS的國際用法，而不是用LM來否定或者取代GMS。這種概念使用的延續性和GMS發展的持續性一樣，都值得內地學者重視。其次，對於內地東南亞學界的研究方向，宋著認為相關研究機構應加強對次區域國家的深入研究，分析次區域國家的反應、立場、利益和優先議程等重要課題，並在此基礎上尋找推進「一帶一路」和「GMS合作升級版」建設的可行與合理路徑，這與內地東南亞學界近年方興未艾的對區域國別研究的重視也是不謀而合的。

當然，所有的研究都難以十全十美。可能是篇幅所限，宋著的研究中，缺乏一種國際政治聯動效應的分析。其實，日本的背後是美國，二戰後，日美同盟是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同盟，代表了一種自由資本主義力量對GMS的影響，中國與GMS國家的合作則代表了一種學習資本主義經驗之後通過地緣優勢重新集聚的本土力量，宋著對這兩種力量的本土角力着墨不多，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分析和研判。不過，宋著的研究是地緣經濟視角的，此類研究通常以社會精英和官僚階層構建的權力模式為研究對象，缺少來自社會底層的自下而上的田野證據的支持，通常會保留書齋作業的學院派傳統。正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普通人都是作為無名者以統計表格中的數字來呈現，不以國家、正式組織、公開抗議、民族問題為中心的分析視角，才有可能帶來潛在發現，「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對GMS研究來說可能更具本土價值。當然，對於政治經濟學的專業學者來說，這種來自人類學家的要求可能過於苛刻。

GMS的發展本質上應該是回饋和反哺本地人，反映當地人的訴求，宋著在文尾也強調了這種次區域國家共同體認同的塑造，正如作者所言，「在產能合作上，實質的供給者和需求者都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的企業與個人」。實際上，湄公河是GMS沿岸居民的母親河，自然環境、原始生態以及沿岸地區的佛教文明都是大自然的賜予，地緣經濟角力是一種現代民族國家工業化、市場化的競爭邏輯，這種經濟發展、政治角力的終極目標到底是什麼？如果「以意義為中心」（meaning-centered）作為衡量標準，GMS的競爭邏輯能夠經受檢驗嗎？這既是筆者對宋著的疑問，也是對我們對自己的拷問，答案也許就在GMS的佛教文化裡。當然，瑕不掩瑜，宋著在當今的圖書市場上已經是一本難得的厚重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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