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港式資本主義劣變 需積極應對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全職教授暨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莫世祥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6月號發表專文《港式資本主義論綱》。作者認為，香港華人富商代表的港式資本主義，既有接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先進性，也保留有殖民資本主義的原始落後性。前者曾經引領內地經濟持續騰飛，後者卻拖累香港在21世紀後蛻變為國家經濟列車的一個車輪。在國際經濟下滑的接連衝擊下，港式資本主義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密切聯動的優勢變成劣勢，其固有的原始性和落後性便充分裸露出來，從而導致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的劣變。如今，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在香港本地市場將原來一以貫之的自由經濟，轉化為以房地產商為主導的壟斷經濟；港式資本主義的壟斷加劇香港貧富懸殊，固化富豪世襲，窒礙昔日普通市民依靠努力拚搏便能向上發展的空間，造成民怨鼎沸，社會動盪；別有用心的勢力乘機煽風點火，將「港獨」、「反中」作為民怨的宣洩口，釀成近幾年接連發生的社會動蕩。港式資本主義壟斷的內在弊端，已經構成香港經濟下滑、社會不穩的深層次根源。因此，建議在加強國安法治震懾、重構管治機制和實施愛國思想教育的同時，儘快全面反省診治和糾正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癥結。文章內容如下：
一、問題的提出
經歷2019年的香港社會動盪之後，加強港人對「一國」即祖國的認同以全面、正確地實施「一國兩制」，已經成為各方面的共識。與此同時，反省港式資本主義的優劣並設法化解其內在弊端，以作為知港、治港的又一根本舉措，還未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2020年初，筆者在香港《中國評論》同年1月號發表《從龍頭到車輪：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地合作中的角色變更》一文，評論香港從曾經引領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轉而變為中國經濟列車上一個車輪的角色變更。文章指出，導致香港角色與作用出現巨大變更的根本內因，在於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結構優劣並存，其中既有緊密連接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優勢，也一直保留港式資本主義原始落後的內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經發揮龍頭作用的動力，後者則是促使香港地位下滑為車輪的內因。倘若仍不反省與設法診治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繼續下滑還可能從牽引輪變成被動輪。該文原想拋磚引玉，引發時論對於港式資本主義這「一制」的關注與反省，孰料新冠疫情接踵而至，彌漫環宇，防治人類傳染病患的當務之急自然壓過辨證診治港式資本主義的長期社會隱患。
儘管如此，筆者仍願與同好分享本人及有關學者反省港式資本主義的認知，以祈引起有識之士與有關部門共同會診香港社會內在癥結的興趣。
港式資本主義的概念特指香港華商體現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及其理念。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前，它與在港英商為首的外商所體現的西方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及其理念互有不同，但合為一體，構成香港資本主義的華洋兩大派系。隨着華資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發起對英資的一系列收購戰，以及英資在八九十年代陸續從香港遷冊、撤資，港式資本主義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躍升成為香港資本主義的主體，並且成為最能暗喻香港資本主義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20世紀80年代後期，新華社香港分社組織粵港專家編寫《香港概論》一書，以便內地瞭解香港和迎接香港回歸祖國。該書第一章第四節的標題為：當代港式資本主義的特點和前途。該節下分三部分：一、「香港現象」反映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二、港式資本主義的特點；三、香港的發展前途。①這應該是粵港學者首次使用港式資本主義的概念，概括香港資本主義的特點及香港的前途。當時，內地正在大力招商引資，吸引港商投資內地，因此書中正面肯定港式資本主義有助於推動內地經濟發展的特點，以及「一國兩制」將保障香港持續繁榮發展的前途，沒有指出港式資本主義隱藏的負面問題與內在弊端。出現這一疏漏，自有其客觀原因：八九十年代港式資本主義正隨着港資大舉投資內地而開啟引領內地經濟騰飛的龍頭躍升階段，尚未暴露其負面問題與內在弊端。因此，粵港學者乃至內地各方幾乎都一致強調港式資本主義的優勝之處，忽略其潛在問題，確實在所難免。
直到2014年香港發生「佔中」事件的社會震盪，才警醒一些學者開始反省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以及早前推崇港式資本主義的失誤。北京學者魏磊傑撰文認為：「香港嚴峻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與港式資本主義和深層的憲制矛盾存在密切聯繫。」②香港學者黃海在所撰《香港社會階層分析》一書指出：「不宜盲目崇拜港英政府留下的、現在仍然缺少變革的港式資本主義社會。港式資本主義是『原教旨主義的資本主義』，停留於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弱肉強食及貧富差距懸殊。」他繼而撰寫《疏離的人心——香港社會思潮評析》一書，指出：「香港人心失落與疏離，在經濟社會層面，主要是回歸後港式資本主義的醜惡更加充分暴露，香港貧富差距懸殊不斷惡化，民怨深重。許多香港市民、尤其青年一代難以安居樂業和向上流動，這是香港躁動不安的經濟和社會根源。」
這些反省忽略導致內地一度推崇港式資本主義的客觀原因，似有苛責之嫌，但它仍可作為苦口良藥，喚起更多人反省港式資本主義優劣並存的內在結構及其來龍去脈，思考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化解其固有弊端之道。
二、港式資本主義的歷史回顧
以香港華商為代表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在英國佔領香港、實行殖民資本主義的歷史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一直帶有原始資本主義的落後性和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接軌的先進性。
1841年初，英國佔領香港島，隨即宣佈將香港開放為自由港，實施以華律、華俗管治華人的政治政策和允許中外商船來港自由貿易、免繳稅費的經濟政策。此後，港英政府根據英國政府的指示，以拍賣土地（實際上是拍賣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和每年按照房地產物業價值或租值比例徵收差餉（實際相當於地租），作為自由港免徵貿易關稅之後的替代性財政收入，從而長期分享香港經濟發展造成土地及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巨大利益，構成最具英式自由港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至今，港英政府遺留的這一治港政策仍然深刻影響回歸後特區政府的財政運作。
不過，香港開埠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土地及房地產都未能賣出好價錢，港英政府衹能從當時盛行的鴉片貿易等不道德貿易中抽取稅費，作為政府收入的主要財政來源。競投港英政府鴉片專賣，就成為19世紀四五十年代稱雄香港的第一代華商崛起之路。因參與英商鴉片貿易而與港英政府結緣的原廣東海盜首領盧亞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世紀50年代中後期起，因逃避戰亂而來到香港發展的廣東商人，逐漸開創出以香港為中外中轉貿易的樞紐，由經營中國內地土特產品出口貿易的南北行和經營美洲華僑商貨貿易的金山莊等編織的國際商業網絡。他們主要經營正當商品的遠洋貿易，促進先前依附英商鴉片貿易而畸形發展的香港華商朝着溝通中外正當貿易的方向發展。此外，這些新華商們還投資地產、金融、保險、航運和輕工業等行業，在分享香港自由經濟利益的過程中迅速壯大自身實力。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華商在按照地產物業徵收的差餉總額與繳納大戶人數兩方面均已超過外商，1881年，港府稅收的90%取自華人；在按季度繳納差餉達1000元以上的香港最大的19家業主當中，華商佔17家，其餘是怡和洋行等西商。這表明，華商已經取代西商而成為香港最大的業主，在當時香港首富的排行中佔有大多數的席位。顯然，與西方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國際正當商品貿易接軌，迅速造就足以比肩西商的香港新華商。
香港新華商群體的崛起，帶動香港華人社會的觀念出現與內地傳統觀念不一樣的重大變化：一是重商崇利。率先拋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科舉觀念，不願學儒家經典，更願學英文和西方近代知識，以便投入中外「商戰」。二是以財富多寡論尊卑。將富商公認為華人領袖以及華人社會與港英政府溝通的中介，富商組建的各種華人社團成為公開整合華人的合法組織；作為華人民間秘密結社的三合會衹能處於潛伏形態，不可能像在內地般發起大規模抗爭。三是構成華人社會核心層的富商和精英知識分子一般通曉中、英文，在英國和中國的博弈中腳踏兩隻船，以謀取自身利益或實現自己的抱負。他們既認同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管治，又保留根在中國的民族觀念；既爭取中國政府的庇護，又對晚清與民國政府的腐敗無能心生不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因此引入西方政治社會學說，率先宣導變革中國的活動。依託華人社會觀念的重大變化，憑藉自由港貫通中西的文化薰陶，近代香港因而造就王韜、何啟、胡禮垣等中國早期維新思想家和孫中山等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們在香港相繼點燃的維新與革命的火焰，也有港式資本主義引發華人社會觀念更新的映襯與鋪墊。
港式資本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緊密接軌的先進性，不僅促進本地華商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而且開啟近代中國革新進步的先河。然而，與此同時，港式資本主義也在港英政府殖民管治下滋長保守、落後的內在弊端。
港英政府一直沿用晚清、民國時期的華律、華俗管治香港華人。此舉並非尊重華人，而是自視「文明」的英國殖民者出自利用「野蠻」律、俗來管治「野蠻」華人的歧視用心。這不僅導致香港形成華洋分治與洋人歧視華人的二元社會結構，還促使香港華人富商成為一面向清朝官府買官並固守中式落後習俗、一面向港英政府申請加入英國國籍以炫耀「文明歸化」的兩面人。1878年2月，香港東華醫院值理會馮明珊等50多名華人富商身穿清朝頂戴官服，列隊歡迎港督軒尼詩前來視察。三年之後，馮明珊等華人富商首批獲准加入英籍，「分享英國臣民享有的一切權利」。當時，在港英籍有識之士提議反對華商蓄婢的陋習，港督卻以此為華人習俗而不予查禁。1919年，信奉基督新教的英籍人士在港再度倡議反對蓄婢，並聯絡英國議員一起呼籲，獲得香港華人有識之士的認同。1921年7月30日，反對蓄婢的華人與維持蓄婢陋習的豪門富商及其辯護者在太平戲院舉行公開辯論，由此展開英、華人士共同參與並且持續十餘年的反蓄婢運動。1923年2月，港府定例局頒佈《禁婢新例》（又稱《取締蓄婢條例》或《家庭女役則例》），規定不得買賣婢女，不得雇傭未滿10歲的女僕，在港婢女須按限定日期註冊，實際上仍然允許華商蓄婢。1937年6月，在中外輿論壓力下，英國政府專門派團來港調查，公開敦促港府取締華商蓄婢。港府隨後宣佈禁止買賣婦女，遂使華商蓄婢陋習成為被取締的非法行為。僅此一項蓄婢陋習，竟然歷經十餘年的反蓄婢運動才壽終正寢。這固然與港英政府沿用華律、華俗治華有關，但耗時長久的主要障礙卻是華人富商堅持此陋習而設法拖延禁婢，港式資本主義的頑固保守性由此可見。
港式資本主義在清末民初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中的政治表現，也充分反映出其進步與保守的兩重性。香港是孫中山等人開創的推動內地推翻清朝、創立共和的海外革命基地。一批批華商前赴後繼，毅然資助乃至投身中山革命，但他們在全港華商群體中屬於少數。在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民國創立的勝利風潮中，香港多數華商表現出踴躍捐款的熱情。但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及失敗之後，香港華商總會及各行商會團體競相發表通電，向袁世凱及北洋政府表忠輸誠，有港商甚至通電聲稱：「非誅孫（文）、黃（興），無以安天下。」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英等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經濟封鎖，香港與內地貿易隨之中斷。香港在50-70年代陷入西方國家與共產國家冷戰時期。在此期間，港式資本主義發揮其緊密連接西方資本主義的優勢，利用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以及此後內地政治運動導致內地資金、人員大量逃至香港的生產要素轉移，進行從轉口貿易到加工貿易的工業化轉型，遂使香港在不能繼續成為中外貿易的中轉樞紐港之後，維持和擴大與國際市場一端的加工貿易。1959年，香港的港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69.6%，表明香港已經成為工業城市，順利實現從轉口貿易到加工出口貿易的工業化轉型。進入60年代，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的實質增長率達到8.9%。60年代末，工業化的成功轉型帶動整體經濟開始起飛。到70年代，香港除繼續成為亞太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之外，還成為該地區的輕工製造業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成為戰後世界首批新興工業化地區之一，與台灣、新加坡、韓國並稱為「亞洲四小龍」。當今蜚聲中外的香港華人富豪幾乎都從香港戰後第一次經濟轉型中掘取起家的第一桶金。
八九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次經濟轉型利用內地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的機遇，將本港製造業遷移內地，並且在本地順利完成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重構，推動全港經濟持續繁榮穩定。港式資本主義因此聲威遠播，廣受內地各方一致褒揚。1978年底，中國決定改革開放、招商引資，80年代中期進而決定實施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就給當時陷入生產成本上漲、盈利下降困境中的香港製造業，打開利用國內低廉生產成本和充沛勞動力以再創輝煌的大門。於是，港資及其製造業首先湧入毗鄰的深圳、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繼而向全國各地漫延。從80年代至今，港資在內地引進的境外各種資金中的比例雖有起伏升降，但一直穩居最大比重和最多金額。據香港工業總會調查，到2003年底，香港企業90%以上在珠三角建有工廠，總數超過7萬家，為廣東創造1000萬個就業職位，為香港本地提供150萬個職位。於是，港資和港企成為引領內地經濟起飛的主要外來動力，在促進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區域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擔當龍頭領導的角色。
港資、港企移師內地，不僅有助於引領內地經濟起飛，也有利於香港經濟重構和持續繁榮。港資在將加工出口業的生產製造環節遷移到內地的同時，將產品設計、外銷等環節及其整體產業鏈的大部分盈利與消費繼續留在香港。隨着港企在內地的生產規模與盈利增幅迅速擴張，香港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行業隨之呈現巨大發展。1988年，香港轉口貿易占外貿總額的比重達到55.9%，開始超過港產品出口貨值的比重，表明香港又從先前的工業城市變回貿易城市，恢復並擴展中外貿易樞紐港的歷史功能。1992年起，香港集裝箱輸送量連續12年穩居全球第一位。隨着香港轉口貿易的超常規發展，服務業在本地GDP的比重迅速擴大，2001年達到86.5%，以生產性服務型產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確立無疑。在轉口貿易和相關生產性服務行業大幅度增長推動下，香港經濟持續高速發展。80年代香港GDP（當年價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6.5%，1990—1996年的年均增長率超過10%，香港因此當之無愧地成為引領內地經濟騰飛的公認龍頭。
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在戰後香港兩次經濟轉型中崛起的新一代華資財團，接連向經營不善以及因恐中國收回香港而提前將資金大規模轉移海外的英資財團發起各種收購戰，創造出多宗以小博大的「蛇吞象」經典案例。英資與華資此消彼長，最終促成港式資本主義在九七香港回歸後成為香港資本主義的主體。
然而，港式資本主義在其凱歌行進中，已經滋生日後發作的隱患。90年代的香港經濟形成高增長、高通脹、高薪酬的發展態勢，港式資本主義樂在其中，並不覺察這將製造日後終歸要爆破的眾多經濟泡沫，也未意識到沉醉於享受製造業北遷的暴利而放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將造成難以抵禦未來經濟逆轉的產業失衡癥結。
中外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擺脫成本上漲、盈利下降的困境，可以選擇兩種各有利弊的方式：一是將產業向低成本的地方轉移，一是就地進行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前者可以獲得唾手可得的盈利，卻因此失去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動力以及可能獲得的更大增長；後者需要付出一定的風險投資，卻可能獲得前所未有的利益與生機。戰後香港第一次經濟轉型以來，港式資本主義一直採取低成本、中技術、高利潤的經營策略。因此，當80年代的中國打開招商引資的大門之後，港資立即將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業轉移到珠江三角洲等內地，連帶投資內地其他行業以及房地產業，通過資本運作，將內地廉價的生產要素轉化為商業貿易的巨額利潤。不過，港企將其原有的生產鏈向內地擴展延伸，衹是水平面的遷移，並不具備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意義。由此輕易獲得的巨額利潤，也不會轉化為技術創新的風險投資。正因為港式資本主義滿足於向低成本地區轉移的經營策略，缺乏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興趣和動力，需要依賴風險投資的高新科技產業便難以在香港本土與外遷港企中生存發展。此類例證將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經濟發展歷程中充分展示出來。
三、港式資本主義的現狀剖析
香港九七回歸之後，接連受到國際經濟急劇下滑的幾度衝擊。在此過程中，港式資本主義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緊密聯動的一貫優勢反而變成易於遭受衝擊劣勢，其固有的原始性和落後性便前所未有地裸露在世人面前。
所謂原始性，指的是港式資本主義即便在進入21世紀之後，依然帶有19世紀40年代英國殖民資本主義在香港種下的畸形基因。所謂落後性，是與經過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相比較而言。
1843年6月，英國殖民大臣向首任港督指示治港方略，宣稱：英國佔領香港，「不是着眼於殖民（Colonization，此處意指移民），而是為了外交、商業和軍事等目的」。這一指示表明，英國佔領香港的初衷不是為了將英國人口移居香港，而是着眼於對華外交、商業和軍事等目的。港英政府忠實執行這一初衷，對此後香港的歷史演進產生深遠的影響。正因為英國無意對香港進行較大數量的移民，因而也無意將其本國在當時乃至在此後經過改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福利制度同步移植香港。這就導致港式資本主義既不能完全仿效19世紀英國本土的資本主義，也不能與時俱進地跟隨英國步入對於資本主義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階段，其原始落後性便長久留存。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普遍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在經濟發展方面，進行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建立以高新科技產業為先導、生產性服務業為基礎、各大產業協調發展的完整體系，為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在社會福利方面，通過政府立法，主導社會財富再分配，建立、健全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和提高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降低貧窮人口比重，緩解貧富懸殊和勞資衝突，促進社會繁榮穩定。依靠這些自我反省、完善的政策措施，美、英等國順利進入發達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然而，在港英政府殖民資本主義管治下，港式資本主義並未跟隨西方資本主義前輩相應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九七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特區政府及社會輿論雖注意消除殖民主義影響，設法增進港人對國家的「一國」認同，卻未曾檢討港式資本主義這「一制」的優劣，更遑論反省和設法化解其原始落後性滋生的內在弊端，致使這些弊端持續惡化，衍生眾多的負面結果。
首先是回歸後香港在國際經濟幾番下跌的接連打擊下，完全失去曾經在20世紀後期持續高速發展的動能，長期踟躇緩行。香港回歸24年間，竟在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2008年以及接連遭遇人禍、天災的2019年、2020年共7年間，出現經濟負增長，其餘多數年份的GDP年增長率都不足5%。在此期間，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的GDP經濟總量相繼超越香港，先前香港GDP長期高居於內地城市之上的領先地位一去不復返，香港再也不能充當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2014年，香港特首梁振英將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的地位重新界定為中國經濟發展列車的一個車輪。香港地位下降，從先前的龍頭變為如今的一個車輪，根本內因是受到港式資本主義內在弊端的拖累。
香港回歸之初，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曾經制定創新科技產業規劃，計劃將香港建設成為電子資訊產業的數碼港和中醫藥產業的中藥港，以此謀劃和引導香港展開戰後第三次經濟轉型。此後的特區政府也相繼制定發展創科產業的規劃。可是，這些規劃都受到港式資本主義急功近利發展房地產業而無意致力投資創新科技產業的經營慣性掣肘，科技園區的不少建設項目蛻變為房地產業，科研人員的研究成果受制於超高房地產價格帶動的高昂生產成本，難以轉化為重振本港經濟的強勁生產力。至於遷移到珠三角等內地的香港製造業，也由於港式資本主義追求高盈利而無意進行技術更新與產業升級轉型，而陷入經濟發展必然造成生產成本上漲的困境。加上從2004年起，外省民工湧入廣東打工的「民工潮」開始消退，企業不得不以加薪吸引人力資源，更導致勞動密集型經營方式在珠三角地區難以為繼。於是，港企在珠三角等地集群經營30年之後，從21世紀初開始，陸續有眾多的廠家從珠三角遷往內地或東南亞地區，重新走上30年前從香港向珠三角等地低成本地區遷移的舊路。
如同魔咒般的30年大限，是本人在所撰《開放經濟的比較優勢——珠江口特區群及台灣的實證》一書（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3年）提出的觀點：港、澳、台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歷程表明，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一般都不超過30年。這一觀點，成為2008年廣東省政府決定在珠三角實施「騰籠換鳥」政策以促進產業結構更新的借鑒；③也為在此前後珠三角港企再度向其他低成本地區遷移的實例所證實。當代資本竟然如同古代遊牧民族般「逐水草而居」，定期遷往低成本地區以追逐高利潤，原因是不願或不能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致。港式資本主義追逐眼前利益而忽略科技創新的弊病，不僅導致創科產業難以在香港本地立足發展，而且導致外遷港企成為定期再度遷移的工業流浪兒，豈不令人慨歎？
其次是港式資本主義沿襲華商經營傳統，利用港英政府建立土地批租制度對於房地產權益的長期保障，集中投資發展房地產業，並且在香港回歸之後，以房地產業形成對於香港本地市場的壟斷，加劇貧富懸殊與民怨纍積。
古代中國商人喜歡將經商盈利用於購買田地、房屋等不動產以求穩定保值。港英政府建立的土地批租制度，本來是確保政府長期分享隨着經濟發展而同步增長的土地與房產利益，不過私人物業及其權益也因此得政府與法律的連帶保障。因此，近代香港華人富商注重購買房地產，逐漸形成重地產、輕實業、棄生產的經營策略。前述1881年香港按季度繳納物業差餉1000元以上的香港19家最大業主當中，華商佔17家，這固然表明華商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但也顯示近代華商注重購置房地產，西商卻無意於此執掌牛耳。在20世紀50年代香港工業化轉型中起家的當代香港華人富豪，繼承古代中國商人和近代香港華商的經營傳統，在70年代羽翼豐滿之後，幾乎都將先前在生產和貿易中獲取的盈利注入房地產業，並且從此將其作為畢生經營的主業。80、90年代，香港將買地作為政府重要財政來源的經驗傳入內地，迅速增強內地政府加快本地經濟發展的信心與能力。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內地仿行港式「土地財政」與大力發展房地產業的利弊已經充分顯示出來。近年中央在雄安新區啟動嚴禁房地產炒作交易的城市發展新模式，應該是擺脫香港模式，厲行住房不炒的英明之舉。
然而在香港，房地產業一直是港式資本主義賴以顯示輝煌成就的唯一主業。2019年福布斯官方網站發佈最新的香港50名富豪榜單，其中26名以房地產為主業，前5名豪富全部為房地產商。李嘉誠連續21年穩居香港首富之位，同為地產大亨的李兆基依然穩居第二，兩人的財富仍然分別比第三名富豪拉開100多億美元的巨大差距。
房地產業在香港較諸其他行業更容易盈利增值的原因，得益於港英政府集中發展港島及南九龍鬧市區，而將新界的大片土地劃為與內地分隔的緩衝區，並將港九及新界的多數山嶺劃為不開發的郊野公園。特區政府沿襲此種用地格局，遂使當今香港土地大量空置，房屋用地佔全港土地面積的比重極少。2019年9月香港民建聯公佈的資料顯示，香港現有土地面積1111平方公里，已建設的城市用地衹佔24.3%，其中房屋用地面積僅佔6.9%；其餘75.7%為郊野公園及水塘等。物以稀為貴，極少量的房屋用地很容易炒成寸土寸金的高價，正好成為房地產商賺取巨額利潤的囊中物。
房地產業利潤豐厚，眾多富商趨之若鶩，房地產商更樂不思蜀，不願長期或集中投資難以吹糠見米的製造業、尤其是風險較大的創新科技產業。香港房地產價格逐年攀升，加重各行各業的成本負擔，造成一花盛開百花殘的困局。進入21世紀，實際支撐香港經濟繁榮的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其中金融業又緊緊攀附房地產業，銀行的巨額貸款及其收益和房地產業息息相關。不斷飆升的房地產價格導致生產成本高企，香港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大多難以在本港立足發展，衹好遷移到毗鄰的深圳等內地。本港經濟因而無法培育新的增長點，香港回歸後試圖啟動以創科產業為先導的戰後第三次經濟轉型，至今仍停留在紙面上，鮮有實際成效。
基於全力追逐房地產業暴利、不願在本港投資新興產業的保守落後性，當今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實現少數房地產業豪富家族對本地市場的基本壟斷，香港經濟形成對外貿易自由，本地市場卻受制於壟斷資本的困局。豪富家族擁有龐大的土地儲備，主導全港房地產業，在此基礎上還投資乃至控制本港公共事業，如公共交通、電訊、能源、電氣、超市等行業。房地產商之間形成彼此默契的卡特爾聯盟，共同提高行業准入門檻和行業集中度，打擊新興或外來的競爭者。港人衣食住行等開支幾乎都落入香港首富之手，港人因此戲謔香港是「李家城」。
華商富豪壟斷經濟的結果，導致香港成為世界發達經濟體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2017年6月，特區政府統計處五年一度地公佈反映貧富收入的基尼係數（香港稱作堅尼係數）：2016年香港基尼係數上升到0.539，達到45年來的新高點，高於因貧富懸殊而動亂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2017年全港貧窮人口達137.7萬人，貧窮率佔全港人口730萬人的20.1%；即使政府以綜援、長者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現金政策補貼，在計算口徑上將貧窮人口減至101萬人，貧窮率減至14.7%，當年全港貧窮人口仍然從2012年起連續5年超過100萬人。2019年，全港貧窮人口增加到149.1萬人，貧窮率上升到21.4%，貧窮人口創2009年以來11年來的新高，貧窮率創2010年以來新高。縱使政府投放各種補貼，當年貧窮人口仍超過109.8萬人，貧窮率高達15.8%，表明香港貧窮狀況進一步惡化。
更有甚者，港商豪富在21世紀初實現對本港市場的基本壟斷，窒礙20世紀下半期一直存在的勞工階層努力拚搏便可改變貧窮宿命的向上流動空間，致使香港大中學生的多數人面臨畢業後難以自立而成為新貧窮人口的困境。剛就業的年輕人月薪約一、兩萬港元，扣除房租、伙食之後所餘無幾，即使困窘，也不夠資格領取政府福利救濟金。多數青年學生走出校門甚至未出校門，便要與貧窮為伍。前途無望，內心不忿，「攬炒（同歸於盡）」之心，油然而生。要化解年青一代的過激積怨，還需要對症下藥，開出消解港式資本主義激化貧富懸殊的治本良方。
在房地產業富豪壟斷本港市場的過程中，特區政府疏於防範，舉止失誤，遂使壟斷暢通無阻。2006年2月，特區政府取消港英政府自1915年起一直開徵的遺產稅。該項遺產稅向來對750萬元以上的財產繼承開徵，最高稅率為15%。取消此稅種，不僅削弱特區政府據以紓解民困的能力，而且保障豪富家族的世代傳承，固化貧富懸殊。2014年，瑞士銀行和研究機構Wealth-X發表《2014年世界超級財富報告》，指出香港擁有3000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富豪共有3335人，合計擁有全港接近60%的財富；其中45%即將近一半的富豪全靠繼承家族資產致富。香港富豪受惠於特區政府取消的遺產稅，特區政府卻招致社會輿論對官商勾結的抨擊。
2006年，特首曾蔭權在香港部分輿論壓力下，作出一項放棄監管資本壟斷的重大決策，宣佈不再沿用港英政府制定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non-interventionism）。該項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由財政司夏鼎基提出，旨在重新界定政府處理自由經濟的原則：即在正常情況下，政府不干預經濟的自由運作；但當經濟出現問題，政府就要干預。干預的首要問題是：由於市場的不完善而引致壟斷出現。顯然，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政府維護自由經濟、化解壟斷等經濟問題的政策，包含有「積極的」而非「消極的」內核。可是，反對此項政策的輿論衹作望文生義的宣傳，就在拋棄殖民管治污水的名義下，將政府理應干預壟斷的責任也一起拋掉了。結果，數年之後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披露香港房地產業壟斷內情的中譯英圖書，將一個入木三分的概念廣泛傳播，引發共鳴，這就是：地產霸權。④
愛國愛港議員居多數席位的香港立法會，同樣袒護港式資本主義的原始落後性。其中典型案例，就是多年來建制派的議員一再否決同為建制派的工聯會議員提出的要求制定標準工時議案，遂使香港成為當今世界上極為罕有的堅持拒絕立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經濟體。八小時工作制是19世紀80年代後期國際工人運動爭取的目標，促使美國政府率先立法實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立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香港，1925年爆發的省港大罷工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項要求，其中一條就是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至今，八小時工作制在美國率先立法和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立法已經100多年，在香港最早吶喊的工人要求也將近100年。香港立法會中維護資方利益的多數議員卻依然振振有辭，一再否決代表勞方代表要求制定的標準工時議案。港式資本主義頑固延續其原始落後性，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四、港式資本主義的前景思考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寫在1990年公佈的香港《基本法》「總則」第五條的文字，也是中國政府實行「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
《基本法》公佈至今已經30餘年，香港回歸祖國、實施《基本法》至今也將近24年。在此期間，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經發生根本性的重大變化：華商體現的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取代英商體現的英式資本主義，成為香港資本主義的主體；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在香港回歸後的本地市場，將原來一以貫之的自由經濟，轉化為以房地產商為主導的壟斷經濟；港式資本主義的壟斷已經加劇香港貧富懸殊，固化階層世襲，窒礙普通市民努力拚搏以開拓向上發展的空間，造成民怨鼎沸，社會動盪；別有用心的勢力乘機煽風點火，將「港獨」、「反中」作為民怨的宣洩口，釀成近年接二連三爆發的種種事件。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癥結，還導致香港在與內地經濟合作中，從先前的龍頭地位，蛻變為車輪角色，而且很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從牽引輪繼續蛻變為被動輪。
在這種情況下，倘若繼續以「五十年不變」的宣示，對正在劣變中的港式資本主義癥結不聞不問，允許其「馬照跑、舞照跳」，而專注於以國安法震懾反對勢力，以愛國主義教育整合港人民心，固然可以迅速恢復香港社會秩序，卻難以恢復先前依靠自由經濟創造的長期繁榮和穩定。因為經濟是一切社會問題的基礎，自由經濟是香港發展的內在動力。衹有運用正確的經濟手段，化解壟斷，恢復香港自由經濟的生機，才能從根本上化解港式資本主義壟斷造成社會乃至政治問題的根本癥結。
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加劇貧富懸殊，屬於經濟問題。貧富懸殊激起的民怨民憤，卻容易演變成為社會、政治的動盪。以政法和教育手段可以平息這類動盪，卻不能化解釀成這類動盪的經濟根源——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
量化港式資本主義加劇香港貧富懸殊的基尼係數，已經在2016年上升到0.539，超過當時因貧富懸殊而動亂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到2022年，特區政府統計處將五年一度地公佈2021年的香港基尼係數。如果有關各方仍不亟謀反省與診治港式資本主義弊端之策，相信2022年公佈的香港基尼係數將繼續有增無減。超高基尼係數歷來是社會動盪的預警號，貧富懸殊的民怨纍積難消，還有可能以新的方式宣洩出來。中美博弈的演進也影響港式資本主義的未來路向。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冷戰時代，香港既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的前哨，也是中國有意保留的通向世界的窗口和橋樑。如今，香港成為中美博弈的交鋒地之一。港式資本主義連接發達資本主義的固有優勢，正受到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博弈風雲的制約，其固有的原始落後性因而完全裸露。香港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國際經濟衰退造成對外貿易的虧損，但近10年來眾多勞動密集型港企撤出珠三角的前車之鑒，已經證明港式資本主義若不改弦易轍，實在難以再度融入早已時移勢易的大灣區。
顯然，放任港式資本主義劣變的「五十年不變」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既然不能再以「不變」應對其「劣變」，就需要思考如何促進其向有利於促進香港經濟恢復繁榮穩定的方向改變。
首先需要組織力量，深入調查研究港式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現狀，從國際聯繫、行業選擇、勞資關係等方面客觀評價其優劣，形成敦促港式資本主義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社會輿論。同時從頂層制度設計和具體政策實施等層面，商議制定穩妥化解港式資本主義壟斷激起民怨和社會動盪的各項經濟政策，努力將已經劣變的港式資本主義引導回自由經濟的正軌，恢復其先前推動香港經濟長期繁榮穩定的積極功能。
為此，建議儘快設計與開徵旨在化解「地產霸權」和房地產炒賣活動的反房地產暴利稅種，如增值稅、空置稅等，以便增強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能力，形成地產難炒、住房不炒的政策氛圍。建議下定攻堅而非迴避的決心，謀劃破解地產商囤地牟利的綜合方案。儘快解決政府難以覓地以大規模興建公屋、居屋的緊迫難題，緩解眾多市民的住屋需求。建議制定與實施抑制本地市場壟斷的政策措施，制止壟斷資本的惡性擴張，扶持創新科技產業和眾多中小企業的發展，恢復自由經濟的活力。
經受近兩年人禍、天災的接連衝擊之後，香港正在中央主導下治療社會與人心的創傷。值此撥亂反正之際，倘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步伐，在加強政法震懾、重構管治機制與加強愛國思想教育，促進港人對「一國」即祖國認同的同時，開始全面反省、診治和化解港式資本主義這「一制」的內在弊端，逐步解決香港貧富懸殊導致民怨鬱結、社會不穩的深層次矛盾，俾港式資本主義與內地社會主義這「兩制」在「一國」框架下繼續並行不悖，各創佳績，則香港幸甚，國家幸甚，「一國兩制」幸甚！
注釋：
作者簡介：莫世祥，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全職教授，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退休教授，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在香港講授香港史、香港經濟史、"中華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課程十餘年。
①楊奇主編：《香港概論》，香港：三聯書店，1990。
②魏磊傑：《香港管治困境的癥結與出路》，北京：《國際政治研究》（雙月刊）2017年第1期。
③陳曉舒、李映民：《珠三角「逐客令」》，北京：《中國新聞週刊》，2008年第25期。該文在小標題「30年魔咒」之後稱：「莫世祥在他的《開放經濟的比較優勢——珠江口特區群及台灣的實證》一書中表示，台港澳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歷程表明，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一般都不超過30年。這成了廣東省政府心頭的傷痛。」
④Poon, Alice (2005) :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 Richmond (BC). 中譯本：潘慧嫻：《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