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釗：當下國際政治權力結構並非中美「新兩極」
在當下解釋中美關係的理論中，一種比較時興的說法是「權力轉移論」。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在《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把中國和美國認作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認為美國的權力在向中國轉移，而兩國關係恰恰符合他提出的新興國與守成國關係的理論。於是，中美兩國及國際上掀起「修昔底德陷阱熱」，有學者進一步發揮，根據中美兩國GDP總量越來越接近和與別國拉開距離的事實，認定現在國際間的權力結構是中美「新兩極」「呼之欲出」，甚至說現在已經形成中美「新兩極」，2020年是其「元年」。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當下國際格局的現實，有可能產生誤導。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回答以下相關問題：
第一，全球化導致了國際政治中權力的集中還是分散？雖然現在存在一股逆全球化潮流，但它擋不住當代全球化這一大趨勢。現實的答案是肯定的，即全球化導致了權力分散。
首先，全球化銷蝕了國家的一些主權。在全球化中，各國都會讓渡出一部分主權，同時也享受別國讓渡的主權。例如，關稅自主曾被認為是重要的國家主權，但現在，所有加入WTO的國家都要按其規定減讓關稅，同時各國也都可以享受別國減讓關稅帶來的好處。
其次，國際組織和條約對國家主權形成制約。比如《巴黎條約》，所有加入的國家都要自主提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這就是對主權的約束。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就是覺得對美國的限制太多了，「損害了美國的主權」。
再次，愈來愈多有實力的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到國際政治中來，如跨國公司、恐怖組織、販毒集團卡特爾等等，它們在國際間享有的權力遠大於從前，而國家對它們的控制有限。「911」恐襲事件是恐怖組織對國際政治破壞的突顯。特朗普要求美國公司與中國市場脫鉤，但鮮有公司這樣做，說明跨國公司對美國政府的權力形成制約。
最後，技術進步也對國家權力造成衝擊，比如互聯網，人們從中獲得信息的自由度是以前不可想像的，而隨着人工智能、量子力學等技術的發展，這一趨勢會越來越顯著。
全球化對各國主權造成的侵蝕和制約，在世界各國都是存在的，國際事務中佔主導地位的國家也在所難免。
第二，應當如何看待當前的國際格局？美蘇兩極格局崩潰後，美國政界和學界很多人認為世界進入美國「單極時刻」，而中國學者大多稱為「一超多強」。中國與俄羅斯曾幾次發表聯合聲明闡述立場，如1996年4月的聯合聲明指出，當今世界多極化趨勢在發展，但是世界並不太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存在，集團政治有新的表現。聲明還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997年4月的聲明又強調，中俄將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以回應時代和歷史的迫切要求。事實上，當下的國際權力結構正處於轉型中，即從美國單極向多極轉變，但這一轉變將是長期而緩慢的過程。
第三，多邊主義會不會導致兩極格局？答案也是明確的：不會。多邊主義是在冷戰結束、美蘇兩極格局崩塌以後逐漸形成的，到本世紀，隨着新興經濟體的實力愈來愈強，多邊主義在國際政治中發揮出愈來愈大的威力。以往小國在國際事務中沒有發言權，於是，中小國家聯合起來結成地區組織，爭取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非盟和東盟就是兩個明顯的例子。尤其東盟國家集體奉行「東盟中心地位」原則，發起並領導了10+1、10+3、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系列機制，不受大國左右和擺布，成功擔負起地區事務領導者的角色，並在周邊大國之間充當戰略中間人。「東盟中心地位」是在東盟數十年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並行之有效的，是保持地區穩定的有益實踐。國際關係中的這種實踐與兩極格局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多極格局的一種體現，聯合國及其下屬國際組織更是奉行多邊主義。
第四，當今存在產生「新兩極」的條件嗎？美蘇兩極格局的產生有兩個背景，一個是反法西斯戰爭，美國的綜合國力在戰爭中得到極大提升，並形成遍布世界各地的同盟體系，蘇聯的力量尤其是軍事實力也在戰爭中得到大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軍事大國，影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另一個背景是冷戰，在冷戰中形成了華約、北約兩大集團，兩極格局實際上是兩個集團的對抗。現在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中國的外交是結伴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根本不存在形成集團的問題。
同時，現在的國際關係比兩極對抗時期複雜得多。美蘇之間沒有現在中美這樣廣泛而深刻的相互依賴，美國的盟國關係也與當年大不相同，在一些問題上（主要是安全、價值觀）盟國仍追隨美國，但在更多方面（尤其是經貿）它們也在尋求各自的利益，對國際事務有自己的主張和追求。
當前，在綜合國力方面美國仍保持着優勢，戰略平衡方面則非美俄莫屬，它們的領先地位還會長期保持。科技創新方面，除了美國，歐盟、日本也具有相當優勢。中國的主要優勢是GDP增長趨勢和潛力，但中國經濟也面臨挑戰。如今應對氣候變化為全世界所關注，中國也作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實現「雙碳」目標對任何國家都是一件難事，中國尤其困難，因為中國GDP能耗是世界平均能耗的1.5倍。再如老齡化，中國進入老齡社會時的人均GDP比發達國家低得多，這意味着應對老齡化的資源相對緊缺，而老齡化對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導致了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分散趨勢，這也是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同樣清楚的是，美國失去的那部分權力並沒有完全轉移給中國，一個明顯的例子是G20，它說明為應對金融危機，更多新興經濟體參與了對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決策。
多極世界是一個動態概念，21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不會是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兩個國家手中，更不是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霸權國家。中華民族復興的目的不是取代美國，美國擔心中國挑戰它在全球的主導地位，這是嚴重的戰略誤解和誤判。「權力轉移論」不是觀察和分析中美關係的恰當模式，「修昔底德陷阱」之說可以休矣。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