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維護開放的世界經濟

怎樣提高必需的收入來補償輸家呢？一個簡單但卻公平、可行且易於實施的構想是，每個政府都按其出口和進口商品價值的0.5%徵稅。對服務的進口和出口同時徵稅是比較困難的，但也並非不可能。這種稅收由贏家來承擔，可以用來補償經濟全球化中的輸家。

 

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意味着全球各地都是零關稅。雖然實現這一目標還需要相當時日，但通過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國家之間相互給予零關稅待遇還是有可能的。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為用進口關稅保護新興產業這種人們常說的“幼稚產業”例外論，再做一個延伸。傳統的“幼稚產業”論基本上是說，一種新起步的產業需要關稅保護一段時間，使其有機會成熟，能夠在國際上競爭。然而，也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一國被禁止獲得某種特定產品或技術，而這種特定產品或技術是絕對需要的，但用多少錢都買不到。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別無選擇，只能嘗試自行生產。這樣的生產在初期階段可能需要補貼，直到產品的生產成本與世界其他市場的價格大體相當。誠然，原則上說國內生產商為了保持盈利，可以隨意定價，但這種產品的潛在用戶不會支付比世界其他市場高得多的價格，因為這會讓他們的下游產品失去競爭力。因此，正如關稅對傳統“幼稚產業”來說也許是合理的，補貼對這種延伸意義的“幼稚產業”也有可能是合理的。

 

一個國家或某個國家集團遏制或孤立中國經濟，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基本上與經濟全球化背道而馳，是去全球化，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國家都是輸家，因為所有國家都面臨縮減的選擇。這就導致所謂的經濟脫鉤。然而，儘管“經濟脫鉤”聽起來喪氣，但“第二貨源”聽起來卻更積極，如果成功的話，它可以顯著減少壟斷利潤，全面降低成本。無論如何，就算沒有地緣政治競爭和較量，我們也應建立和尋求第二貨源，以防流行病、自然災害和其他意外事件導致供應突然中斷。當然，多貨源或者多樣化更好。一旦有了價格合理的“第二貨源”，禁運就不再起任何作用，價格就會下降，壟斷利潤也會大大減少。

 

在世界經濟中，與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相關的是資本的自由流動。雖然長期資本流動有可能給輸出國和輸入國都帶來好處，增加前者的回報，同時減少後者的資金成本，但還沒有同樣令人信服的論據，來證明短期資本流動能給輸入國帶來凈利益。因此，長期資本流動，無論輸出還是輸入，當是受到各方的歡迎，而短期熱錢則應認真監管和控制，因為它有可能導致本幣匯率出現大幅波動，反過來影響進出口和償還外債的能力。問題是，如何區分開長期和短期的資本流動呢？

 

實際上，長期和短期的資本流動的區分，可以通過徵收金融交易稅來進行，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托賓稅”，既對任何跨境資本流動按其本金值的比如1%來徵稅。對一個短期投機者來說，一個月內進出一次實際上意味着2%的成本，或24%的年率，這將大大減少潛在收益。但對於一個時間跨度為10年的長期投資者來說，1%的稅率僅相當於0.2%的年率。因此，這種稅收會使所有短期資本流動受挫，但對長期資本流動的影響微不足道。不過，“托賓稅”也許還不足以阻止恐慌性的資本外逃。

 

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增加全球貿易總量的另一種方法是推動貿易國家自願以本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通常情況下，當兩個國家有貿易往來時，它們是用第三國貨幣例如美元來結算，那是雙方都信任的貨幣。然而，這樣的安排也許成本和風險更高，因為會有兩筆外匯交易和兩種匯率風險。而如果可以用兩國本幣當中的一種來結算，則只會有一筆外匯交易和一種匯率風險。因此，以本幣結算應該受雙方的歡迎。如果行得通的話，這樣做也符合每個國家自身的利益。例如，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已經達成協議，以人民幣或印尼盾結算它們的交易。原則上說，這將使雙方在進行國際貿易時免受自身外匯儲備的制約。

 

最後，我們如何判斷一國貨幣的匯率是高估還是低估？如果一個國家對外長期存在貿易逆差，那它的匯率就被高估了；如果一個國家長期存在貿易順差，那它的匯率就被低估了。而雙邊貿易存在順差或逆差，即使是長期的，也不一定意味着匯率需要調整。保持平衡的國際貨物及服務貿易是中國的長期目標。中國在2018年已經接近實現這一目標，貿易順差從2007年佔GDP的8.5%，下降至2018年和2019年的1%或更低。然而，由於新冠疫情，中國2020年的貿易順差又超過了GDP的2%。

 

中國已經超越了簡單的經濟全球化，而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有國家必須團結起來應對共同的挑戰，比如影響我們每個人的全球變暖問題。中國致力於在2030年之前碳達峰，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美國和歐盟承諾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印度則承諾到2070年實現碳中和。減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方法，是所有（至少是大多數）國家都同意實行統一碳稅，或許還應包括甲烷稅。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