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旗袍」大師劉安慶 縫起60年時光

 

中式長衫製作技藝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亦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女裝長衫---旗袍更被譽為「中國女性國服」。從事旗袍製作工作數十年的大師傅劉安慶說，經歷時間流逝，傳統旗袍製作的手藝只在香港傳承下來，而設計經歷多番改良後亦更「講究」，讓女士盡顯線條美。

 

劉安慶曾親手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製作過30多件旗袍「包括這次在北京述職的兩件衫，一件米色的，以及見國家主席那件粉紅色，兩件都是我造的」。被外界喻為「末代旗袍大師」，但其實除了旗袍，他還有製作棉衲、衫褲、男裝的唐裝衫褲、長衫馬褂等等。

 

 

 

在民國初期，中式長衫在上海流行，男士大多身穿長衫馬褂、女士則穿上稱身剪裁的旗袍，當年沒有現成衣服，均需訂造，由上海師傅一針一線地縫紉出來。劉安慶說，隨著國共內戰等動盪因素，不少裁縫逃難至香港，憑著精堪的手藝，將旗袍潮流引進香港，「（上海師傅）解放個時來港，解放後（內地）已無人學習造旗袍。」而這項傳統技藝亦漸漸在內地失傳。

 

劉安慶當時亦隨父母由上海來港定居。13歲遵從父母之命拜師學做旗袍。他憶述，一眾上海師傅大大提升了香港旗袍的設計與造功，不再單用衣車縫紉，「講究一點，造出來有線條。」及後更進一步改良設計，「上海師傅走來香港造的旗袍不是現在的西裝膊，是連袖的，好像男人般。香港的旗袍與新加坡、台灣均改良過。」劉安慶說，改西裝膊的理由是可以凸顯女士的線條「著起來四平八穩」。

 

 

 

數到旗袍行業在香港「由興轉衰」的轉捩點，原來與六七暴動有關。劉安慶指，60年代香港曾有多達2000名旗袍上海師傅，當時在工廠內馬不停蹄地造衫，「他們要造衫移民、走佬…六七暴動後，這個行業很多人都轉行，因為有錢人走了無生意」。待社會回復平靜後，許多上海師傅都陸續轉至國貨公司或中資銀行發展，「事關這個行頭多數是信左的，不信右的」。

 

自此，旗袍製作就在香港亦漸漸式微，由女士們外出必備的服飾變成達官貴人出席宴會的「指定禮服」。

 

 

 

劉安慶多年來堅持繼續為自己的手藝努力，「你知不知現在香港造旗袍還有多少名上海師傅？我認識的，不超過5人。」縱使社會曾掀起一陣旗袍熱潮，惟裁縫的社會地位低微，加速技藝流失。劉安慶憶述學師時，「別人看不起師傳」，又特別提到最挑剔的客人是上海人，稱她們會從旗袍的包邊細節看師傅的功架，「若果看得夠尖、順眼，才會挑選布料造衫」；又試過替上海女性量度尺寸時，被嘲笑「小弟弟，你懂不懂度身的」。「如果要求不太高，都不會找我們造衫，難道喜歡高昂的造價嗎？」他淡然地說：「這些日子我們都捱過來了。」

 

變成「夕陽行業」的原因還要數到原材料供應。劉安慶對此嘆了一口氣，稱旗袍的沒落「無得可惜」，因為製作旗袍的包邊物資短缺，「這些原材料國內不做」。現時劉安慶仍使用包邊，均是多年前囤積下來的布料。

 

 

 

劉安慶灑脫地面對傳統旗袍終有一日被淘汰。過去，曾有多名讀時裝設計的學生慕名上門，希望能拜師學藝，均被劉安慶打發走，「我說不要浪費你時間了，老實說跟我學三、五年，都未必能學完... 但你在時裝設計上投放三、五年，到時名氣響噹噹」。劉安慶稱不是看扁他們，只是造衫需要耐性及時間，他曾花三天，替已故商業電台創辦人何佐芝做一條唐裝褲，「一條褲造三天，我食西北風啦！」。

 

問及劉安慶會否期盼，有一日旗袍會在香港再度盛行，他斬釘截鐵地說：「無可能！」，「你要知道現在甚麼都貴，普通一件旗袍不是一般人著得起的...我們造雙包邊的旗袍都7、8千元一件」。

 

在工業化，量產化的年代背景下。劉安慶這種傳統旗袍技藝看來只會「買少見少」。或許旗袍會繼續流傳下來，但「將來要找大陸造後背有拉鏈那些，我們這些傳統旗袍就沒有了」。如何保育甚至發展這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值得大家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