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香港書展的變與不變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上周三（7月19日）在灣仔會展中心開幕後，每天都吸引了大批書迷入場買書。但對我這種文字工作者來說，為期七天的香港書展更像是密集的見面會，在場內總會不期然遇上一些許久未見的同行和朋友，大家趁機相聚一番。
記得2019年下半年反修例運動爆發的時候，示威者在7月份天天上街鬧事，香港書展的氣氛也緊張起來。有一日我約了一位朋友在書展樓下的咖啡店見面，離開時遇到曾經一起到海外出差的香港《蘋果日報》主筆盧峯。
盧峯那段日子幾乎天天在報紙撰文批評港府；不過當天所見，他也是心事重重。大家寒暄時都慨嘆每天在電視上看到沒完沒了的示威畫面後，心情很抑鬱，希望這場社會運動能夠儘快結束。
四年過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盧峯卻已鋃鐺入獄。上星期五我到書展閑逛，竟然巧遇據說文章觀點反映北京看法的中國大陸博客「靖海侯」。「靖海侯」前幾天剛撰文批評香港有人「泛化利用」《香港國安法》，在香港政壇引發一股熱論。我和他也閑聊了幾句。
四年前在香港書展遇見民主派報紙的筆杆子，四年後同一場合轉而偶遇一位有可能是官方背景的「喉舌」，這種巧合也剛好是近年香港政治氛圍遽變的真實寫照。唯一不變的是，香港書展作為香港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活動，至今每年都能夠集結到一眾出版社及作者，以及聚集了一群有共同愛好的人到來交流。
今年整個書展期間有超過70場作家講座，著名作家余華的講座就被安排在上周六舉行，以盡量方便更多讀者和余華面對面交流。講座現場本來安排了3000多個座位，豈料最後竟然吸引了逾萬名香港和外地的讀者「朝聖」。
為了讓場外讀者不虛此行，主辦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當天決定將講座分成兩場，騰出更多座位，但仍然無法讓所有書迷入場旁聽，引起不少人鼓譟。這場小風波也反映了香港書展作為文化交流的角色，至今依然沒有改變。
但和疫情前相比，今年香港書展還是出現了一些變化。
一是參加書展的人明顯少了很多。香港書展舉辦30多年來，入場人數有增無減。許多書迷每年興緻勃勃排隊進場，或滿載而歸，或「打書釘」，就是志在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
今年的香港書展是疫情復常後的首個書展，按道理過去三年被壓抑無法正常出外的大批書迷都會現身支持。但從新聞報道所見，整個書展甚少出現以往大排長龍的盛況。場內人流雖然頗多，可也不算太擠擁，市民仍然可以自由穿梭每個攤位。
有參展出版社的工作人員認為場內人潮不算多，今年的書展銷情與去年冠病疫情期間相若，很有可能因為疫情下市民習慣改變和經濟不景氣。但我在場內觀察所見，更重要的原因或許和近年香港移民潮有關。
過去三年，十多二十萬港人因為政治原因先後移居海外，不少是中產階層。香港書展少了這批昔日支持者，人流和生意額自然也大減。再加上疫情三年後，中國大陸民眾對香港興趣漸失，前來書展的大陸人沒想像中那麼多。難怪香港貿易發展局給今年書展入場人數定出了頗低的目標——80萬，這個數字和2019年相比足足少了兩成。
二是書展漸漸去政治化。以前香港書展有不少政治諷刺的書籍銷售；《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親民主派政治類出版商被拒參展，也有書商擔心書籍敏感而放棄參展。今年政治書籍近乎絕跡。
記得以前港媒做書展新聞時，都喜歡採訪曾出版政治漫畫諷刺香港的出版社「次文化堂」。該出版社自首屆香港書展起一直參展，但今年不見港媒有任何報道。我好奇上網一查，才發現原來「次文化堂」自去年開始已不再參展。社長彭志銘解釋近年已沒有出版新書，故選擇不參展。
客觀而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令今年香港書展變得更加安寧。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香港書展一直予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觀感，吸引了大批海外和內地讀者慕名而來；如今書展售賣的書籍都「政治正確」，對某些人的吸引力自然大減。這樣持續下去，香港書展還能否保留原有特色和價值呢？不少人都有疑問。
中國政府在「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支持香港「八大中心」的建設和鞏固，包括「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寄託了北京當局對香港未來文化發展的更高期待。香港書展未來的定位是什麼，在「一國」下如何保持「兩制」的特點？這些問題都在考驗當局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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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