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秉持中立外交的長期傳統，尤其在它勢弱和欠發達的時候。在這方面我們至少有兩個具體的案例研究。

 

第一個是它剛剛獨立之後。這個國家從主要歐洲列強那裡一獨立，建國者們就宣布對外部世界保持中立。

 

美國是18世紀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第一個民族國家。大英帝國和其他歐洲列強的爭奪一直發展到北美。約翰·亞當斯曾經指出：“美國捲入了歐洲戰爭。從一開始，它就是歐洲列強角逐的對象。”即便遠離歐洲，彼此競爭的列強也把它們的爭奪延伸到北美。對這個新生國家來說，它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綜合實力，發展經濟，改善社會生活。

 

一些有影響的思想家力主中立的外交政策。按托馬斯·潘恩的說法，獨立不僅是為了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也是為了擺脫歐洲的戰爭與政治：未來美國與歐洲列強的關系應該是和平友好的。他稱“中立是比任何兵艦都好的護航隊”。美國採取中立的主要目的是擁有一個和平環境，同時與歐洲國家進行貿易。它不想在列強當中選邊站隊。相反，與歐洲國家的貿易聯系，可以讓美國有機會通過做買賣和維持關係穩定撈到好處。

 

美國早年的中立政策的確給國內發展創造了和平友好環境。1793年，喬治·華盛頓得出結論，“看來存在著戰爭狀態，一方是奧地利、普魯士、撒丁島、大不列顛和荷蘭，另一方是法國。合眾國的責任和利益需要它在行為上對交戰列強友好、公正。我考慮應該宣布美國的立場，保持對這些列強的尊重，並警告我們的公民要避免採取任何有違這一立場的行動”。

 

第二個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1914年8月4日英國對德宣戰的當天宣布中立。在12月的國情諮文講話中，威爾遜總統表示，“戰爭對美國的影響取決於美國公民的言行。每一個真正熱愛美國的人，其言行應該符合真正的中立精神，也就是對有關各方公正、公平、友好的精神”。

 

美國再次從中立政策中得到巨大好處。中立讓人印象最深的部分，就是與歐洲列強的貿易和金融交易。1914年，美國向英國和法國出口了7.45億美元產品，向德國出口了2.45億美元產品。1916年，美國對英法兩國的出口達到27.5億美元，對德國出口為2900萬美元。

 

我們從這些和平與戰時的案例中可以學到的經驗教訓就是：中立政策是外交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在美國勢弱的時候防止了列強干涉，避免了捲入戰爭。中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權宜之計，讓國家贏取時間變得更強、更有力。

 

II．美國的現狀

 

冷戰的結束給美國帶來所謂“和平紅利”。1991年對伊拉克戰爭的勝利強化了美國的信念，即世界上沒有任何對手可以挑戰美國的安全利益。美國宣稱自己擁有戰略縱深，這意味著無論短期還是長期看，美國都沒有直接的對手。為此，美國確信可以撤回或減少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的駐軍。美國僅用兩、三年時間便實現了政策轉向，宣布它準備同時應對中東和朝鮮半島兩場重大地區衝突。

 

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時，美國確實享受了快速發展。而小布殊總統在全球發動了數次軍事干預，同時美國捲入了長達10年的反恐戰爭，這成為美國衰落的轉折點。美國介入地區事務，發動戰爭，給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造成全面損失。奧巴馬2008年上台時，美國開始新一輪金融危機。銀行倒閉對經濟形勢產生了全球性影響。就筆者個人來說，奧巴馬是一個理想主義式的領導人，他2009年4月在布拉格倡導“無核世界”，後又提出醫療改革，這幾乎耗盡他在華盛頓的所有政治資本。近年經濟溫和複蘇，我們每個月都可以看到GDP、就業等令人鼓舞的數據。然而，大家的個人收入沒有明顯增加。

 

白宮與國會有關美國國債上限的僵局，只是華盛頓權力鬥爭的一方面，它在2013年導致政府關門近3個星期，奧巴馬不得不取消了當年10月對東盟4個國家的訪問。同樣在敘利亞，當敘利亞政府被發現使用化學武器時，美國警告說會使用武力對付敘利亞政府。但到最後一刻，奧巴馬決定撤回軍隊。我們可以說，國內外現狀已經使美國不得不三思而行。他採取的政策實際上是戰略目標與實力之間的一個妥協。

 

政府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之間的沖突，是了解美國政治僵局的另一個例子。政府提出的建議總會被國會否決。到2017年1月20日新總統上台時，美國國債將達到20萬億美元。

 

III. 特朗普會給美國帶來什麼？

 

特朗普之所以可能回歸“中立”政策，是國內外因素使然。競選中，特朗普反複強調他的政策是“美國優先”。我們能感覺到，“美國優先”的某些含義根植於中立曆史，根植於國家當前的現實。

 

首先，2016年大選只是美國社會的回音。共和、民主兩大主要政黨之間的極端爭鬥徹底摧毀了政治生活中權力分享的基礎。2010年國會通過醫療法案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行動。現在對特朗普來說，頭號工作就是團結本黨，充分利用共和黨在國會中的多數地位，使華盛頓的政治生活發生變化。有人說特朗普只是打著共和黨旗號，實際上是一個獨立候選人在競逐白宮。不過投票結果宣布後，共和黨並沒有強烈反對他成為美國新總統。

 

第二，美國經濟的複蘇也要求特朗普政府把國內產業和金融部門的發展放在優先位置。挑戰在於特朗普如何處理國內經濟政策。他將延續美國中立的歷史，繼續放棄對地區事務特別是亞太、中東和歐洲衝突的干預。同時，為助益國內發展，特朗普將加強與各國的貿易談判，但這位新總統會提升與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貿易門檻，包括使用關稅、訴訟、匯率政策甚至國際機制來促進他眼裡的美國利益。

 

第三，特朗普的當選也會對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新政府可能軟化針對主要大國的立場。眾所周知，國際社會的穩定始終依賴大國關係的穩定。奧巴馬任內，美國採取了同時與兩個主要大國交惡的外交政策。根據去年發表的國家軍事戰略報告，美國將俄羅斯、中國、朝鮮、伊朗和恐怖主義列為美國的五大挑戰。不過特朗普自己肯定會緩和與俄羅斯和普京總統的關係。

 

總之，在等待特朗普拿出明確的外交政策期間，我們不妨看看美國的中立歷史。國家弱的時候，美國會克制，避免捲入世界事務。今天情況已然不同，特朗普的中立也會有其特色，從而有別於以往的中立。隨著特朗普收縮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介入，以及美國變得更加內向，他尋求貿易優勢時會引發與別國更多的貿易戰，並影響世界貿易秩序。美國可能回歸新一輪傳統中立，嘗試用這種方式從當前的政治經濟困境中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