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泛民赴美「告洋狀」有用嗎？
在國際關係學科領域之中，小國與大國之間如何博弈，永遠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一般的看法是，在沒有秩序的國際政治舞台上，小國都同意大國擁有某些特殊權力，如在聯合國行使否決權。但大國要獲得這些特殊權力，也要採取相應的措施去爭取小國認同。而得到小國認同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掌握權力的大國要做出自我約束或中立，甚至在某些方面讓步。
只有通過這種給予和索取的過程，大國透過表示不會強行堅持所有特權，顯示行動至少有一部分不是為了狹隘的自身利益，才能為世界社會中沒有掌握權力的小國容忍，使道德在國際政治中找到穩固的立足之地。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M‧沃爾特在《馴服美國權力︰對美國首要地位的全球回應》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各國為了對付美國權力所設計的各種戰略，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利用國際制度來約束美國。
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不少國家嘗試將重大國際問題的決議限制在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中進行討論，防止美國獨來獨往，即使這會令達成有效的解決方案變得更加困難。而反面的例子則有：美國在入侵伊拉克上並沒有獲得安理會批准，結果國際形象大為失分。
早前，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千里迢迢前赴美國出席國會聽證會，遭到親北京報章發文狠批，直斥「老嫩漢奸」「賣港求榮」。親中媒體不遺餘力地炮轟李黃，正正反映建制派陣營對二人「告洋狀」的行徑深痛惡絕，恨不得誅之以解心頭之恨。
然而，正如筆者之前撰文分析過，這種流於言語恐嚇的姿態反而會起到負面效果。北京當局除了應該停止小孩子鬥氣式的言論批鬥，更適當的做法是好好解讀李黃二人到美國「告洋狀」背後的考量，才能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據黃之鋒在《明報》撰文解釋，他們到美國國會出席有關香港的聽證會，是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屬於聯合國註冊備案的條約，國際社會有資格關心香港情況。言下之意，《中英聯合聲明》是國際條約性質的文件，昭示中國對香港回歸後管治向國際社會作出的承諾，即國際社會可以利用國際制度明正嚴順地監管和約束中國政府在香港的行為。
可以說，這也是近年泛民對抗中央政府的典型思維。泛民深知在與內地博弈的過程中，己方是處於弱勢一方。中央一旦強行將內地的一套套用在香港，單憑泛民實力根本不足以抗衡。但若泛民能夠聯手國際社會，把中國政府的行為限制在有利於泛民的某些國際制度之中，就有機會迫使北京在最後時刻讓步。
我們必須承認，泛民的如意算盤打得不錯。若中國政府不順從國際制度的約束，的確會帶來不少負面影響。近年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使得中國具備了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極有可能在本世紀上半葉崛起成為世界大國。目前中國只是軟實力方面有所不足，如果中國不約束自己的單邊行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軟制衡」的強度就會逐漸增大，甚至演變為 「硬制衡」。
尤其是在中國的周邊地區，若一向聲稱會和平崛起的中國，不彰顯它對《中英聯合聲明》的信守，就難免會遭受鄰國如東南亞各國的猜疑，質疑中國會否遵守南海行為準則。這些國家將會形成強大的地緣政治的制約力量，這是北京最擔心的。
然而，泛民意圖利用國際制度來約束內地的做法也存在著不少缺點。在北京眼中，香港問題純粹是中國內政，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指指點點，即意味著是企圖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這是北京絶對不能容忍的。
而從美國的例子來看，約束戰略在安全領域之外更顯得有效。但在軍事和事關國家重大安全利益的領域，用國際制度來約束的效果不大。對北京而言，一旦香港問題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安全，所有的國際制約實際上都會變成紙老虎。
約束戰略有一個貼切的比喻，就是巨人格列佛躺在沙灘上，被一群小人國的國民用無數纖細的繩子縛住。這一個故事也說明了約束戰略的局限，即當格列佛蘇醒過來，小人國民眾的意圖被發現，其策略就會變得徒勞無功。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早前高調放話，指若有人以「兩制」為藉口威脅「一國」的安全，任何國家都無法繼續「兩制」的安排。王振民的講話，似乎意味著北京已猶如格列佛開始清醒，不再甘心受到國際制度等所謂面子形式的束縛，對港政策只會日益強硬。從這一點來看，泛民意圖拉攏國際制度約束北京的策略到目前止是徹底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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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題為《從李黃赴美「告洋狀」看泛民策略》，現題為編輯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