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香港對得起「文化綠洲」的美譽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教授與莫言提問交流。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早前獲邀到香港演講，分享自己的文學創作歷程以及當代中國文學契機。講座上，莫言以自己作為讀者及作家的身份，向公眾分享對香港和中國文學的認識和講述文學的價值，藉此培育年輕新一代對文學創作的熱誠。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教授形容：「莫言從小紮根在農村及軍隊，腳踏實地，作品卻帶有幻想、大膽的先鋒色彩，其幻想現實主義的寫作風格尤其創新，揉合了民間傳說和當代現實，極具個人寫作特色。」

莫言獲邀至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演講，主題為「莫言的黃土地幻覺世界與中國文學契機」，大談對香港和中國的文學觀及文學的價值，同時分享兩地文學對他的重要影響，以及其創作心路歷程和對寫作的看法。團結香港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女士表示：「莫言先生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引證中國文學在當代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我們希望藉着是次講座，在香港推展文學藝術氛圍和視野，與年青一代共同創建亞洲文化之都。」

現今社會講求功利主義，最為人關心的社會議題不外乎經濟、房屋、福利，其他事情大牴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文學不像科技，不能為社會即時帶來物質的改變；文字對很多人來說是一文不值、毫無用處。無可否認，文學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沒有閱讀的習慣並不會使你活不下去。莫言認為：「文學是沒有用處，而它最大的用處是沒有用處。」文學不足以催毀一個人，卻足以分辨一個人的素養，甚至成就像莫言一樣的光輝人生。就莫言而言：「文學需要生活，生活需要文學。」到底這句說話應該怎樣解讀呢?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文明中國需要文學

莫言愛閱讀，在成為作家以先，他博覽群書。有關戰爭的書藉是他童年最喜愛的讀物，至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起，他開始接觸林林總總的書籍，以及琳瑯滿目的西方翻譯作品，擴闊了豐富的閱讀層面。對於香港的文學的印象，莫言直說：「以前我還沒來過香港，也認為香港是別人口中的『文化沙漠』，但來過以後才發現這裏是『文化綠洲』。」自從他九十年代第一次到訪香港，「文化沙漠」的比喻簡直令他難以置信。他感到非常詫異：「香港各式各樣的飲食、電影和歌曲文化等，都令我讚嘆不已，絕對配得上『文化綠洲』的美譽。」在文學方面，武俠小說是香港文學的一大成就。莫言侃侃而談：「金庸筆下的武俠小說藝術價值極高，當中的語言風格、寫作技巧，以致書中的故事情節、人物角色、機關武器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最高峰時更可以一天看畢兩部作品。」另一方面，他又覺得香港的嚴肅文學發展從未間斷，猶如靜默的流水，不時泛起漣漪。本地亦有不少出色的文學作家，例如：西西、劉以鬯等。莫言亦曾經擔任香港雙年文學獎的評委，看過不少藝術價值甚高的青年文學作品。他亦高度評價：「香港的文學具有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發展、文化特色，對中國大陸、台灣及大中華地區亦非常重要。」文學的位置是多變，而具地方特色的文學作品價值會不斷被發現，將由讀者尋找及再現以往的歲月，所以具地方價值的文學並不會隨時間流失。

作為文學樂觀主義者，莫言指出：「一個是否國家文明，絕對能夠從其對文學的態度反映出來。」他有感而發：「當一個國家不尊重文學，甚或對文學加以鄙視，這肯定是個不文明的國家，又或者是這個國家出了問題。」2015年，莫言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一同出席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論壇，當時美國與敵方的遊擊隊竟就該文學論壇達成停火24小時的協議。莫言憶述：「當時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國家對文學的重視，是如何展示國家的文明和人民的素養。」他語重心長地說：「文明的國家了解文學對精神生活的意義，亦重視文學對社會的精神價值。文學的精神超越民族、政治、階級，展現最可貴和最可悲的人性品質。人民亦可以從文學中認識自己，透過與角色人物的比照和比較能培養反思的能力。」他更表明：「文學的價值實在無法以實用性來量度，但文學充足的藝術價值能進一步讓讀者認識自我，令生活更多采多姿，切切實實地滿足人類的精神生活，呈現人民的素質，體現國家的文明。」說到底，文學與生活確實息息相關，兩者難以分割；中國的文明，亦取決於國家對文學的態度。


團結香港基金總幹事鄭李錦芬、莫言、基金主席董建華。講座當日吸引了超過600名本地大學生、中學生、文學教師及文化界團體參與，座無虛席。

文學帶動交流 翻譯啟迪創作

正因生活需要文學作基礎，而文學亦交換了地區的文化，更帶動了各地的交流和發展。莫言指：「各國的交流從來不是只有純經濟、政治上的交流，文化上的交流也不能輕視。」在這方面，香港作家西西對文學上的交流有莫大的貢獻。早年西西積極擔任中、港、台三地的文學橋樑，更親自將莫言的作品帶到台灣出版，令莫言感激不已。他又特別欣賞西西寬達待人，待己簡樸的品德。莫言仍然記憶猶新：「那時候我還以為香港人很有錢，西西常常請我們吃飯，又給我們帶煙、酒。後來才知道西西的生活拮据，只在馬桶上放一塊木板墊着寫作，生活環境並不如我，讓我很慚愧。」

當時，莫言更從台灣作家的口中得知他們早在六十年代已在看西方的文學作品。莫言激動地說：「我們到八十年代才開始看西方拉丁美、英、法的作品，整整比人家晚了二十年才知道西方的發展。」莫言只念過五年小學便因戰爭而輟學，長期生活在農村和軍隊，從來沒有學習過英文。而那時候大量西方的文學作品開始傳入中國，他從1984年下半年起開始接觸翻譯作品，自此難以自拔。莫言震驚地表示：「美國的海明威、福克耐，英國的葛林等等一大堆小說家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閱讀這些重要的翻譯文學簡直令我眼界大開。」後來，莫言受大量出色的翻譯文學啓發，特別是魔幻寫實主義的作品。他按捺不住地表示：「這樣的寫作誰不會？我也會！」於是就開始模仿西方的文學，但莫言慢慢發現：「單純的模仿只能是二手貨，若沒有鮮明的個人特色是不能在文壇佔一席位，而且只有特殊、普遍和具民族及地方特色的文學風格才足以在世界立足。」

世界的文學是一個整體，語言、人物、情感是文學的基本規律，而民族性、地方特色及作家個性亦是非常重要。莫言又說：「翻譯文學將文學推至世界，但我們不能單純的模仿，要去找資源及寫作的榜樣。」他亦指出：「翻譯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為現時翻譯的地位不高，回報低，更可能要賠本，需有政府的基金、民間的支持和自由來推動。而精美的翻譯作品亦要靠推廣才能引起廣泛的注意。」這點實在值得我們反思。他更表示：「中國當代文學已在世界佔重要的位置，不少中國的文學已翻譯成各種外文。」他亦告訴觀眾：「我拿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很多人都評論是否該由翻譯家拿獎。葛浩民在翻譯我早期作品《天堂蒜薹之歌》的時候，跟我提出外國讀者不可能理解第十九章的內容，因為他們並不熟悉我們的文化。後來我想了想，就同意了刪掉結局的部分重寫。這個情況下，翻譯是應該有創作性，如果作者同意，是可以有恰當的對換，以保持作品讀起來像讀原文一樣順暢。」可見，翻譯不但對莫言的創作有所啟迪，更幫助推動文化交流及文學的進程。

創作與時並進 成也語言 敗也語言

有人說，科技日新月異，互聯網的出現使文學正在倒退。無容置疑，隨着科技的進步，我們在有限的休息時間有更多的娛樂可供選擇。網絡作家的力量逐漸抬頭，網絡小說更是抗拒不了。莫言認為：「網絡小說也是用語言來描述人物，用語言來說故事。只要有十部八部好作品，我們就必須承認它、重視它。」他亦曾經選讀一部講述反腐敗的網絡小說，他承認網絡小說有其特點：「我們要去研究網絡小說，了解它的特點。」他認同創作是建立於作者的生活，網絡小說的價值在於它的想像力：「網絡小說的想像力是沒有邊緣的，充分證明了「無中生有」這回事。」相比起文字的數量，莫言建議年青的作家必須慢下來提高質量，用心打磨用字、刻畫人物及鋪排故事情節。雖然網絡未必是最好的途徑，但亦是不可或缺的渠道。莫言說：「我們要與時並進，網絡使寫作更為便利，令我們更容易及更快捷地得到真確的資料和細節。文學創作已進入群體寫作的時期，但文學更須昇華才能迎合變化多端的生活。」

莫言大部分的寫作題材是源自童年回憶和故鄉，《紅高粱》、《透明的紅蘿卜》的幻覺原型就是從不同生活經歷而來，換言之他的靈感是紥根於生活。廣義來說，他謂：「生活是從個人或者同化別人的日常體驗累積而來。」他又分享：「寫作要從自我出發，透過自己熟悉的事物或領域和學習新知識才能寫出好的作品。」另外，莫言亦極度重視語言的藝術價值。他認為作家的語言能力是無法被其他東西取代，要成為優秀的作家，必須在語言上更勝一籌。他由此作出評價：「好的語言要有味道，能夠展現文體意識，並且具個性化、獨特鮮明的特色。」他更強調偉大的作家除了是出色的說書人，同時亦擔當語體家的角色。他亦舉例，如：魯迅、沈從文、張愛玲等中國偉大作家，無一不呈現個性鮮明的語言特色，說明語體意識能豐富文體及文學創作。不過，莫言又稱：「翻譯可能影響作品在語言上的典型交流，因為以前有不少俄羅斯的作品經翻譯後卻流失了語言特色。」因此，在文學的層面上，作家的語言風格必須經得起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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