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敏、岳亮：絲綢之路與中西文明交流

劉敏   北京師範大學

岳亮   中共中央黨校

在文明初起的軸心時代，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自的夜空。一邊天生仲尼，萬古長夜將盡；一邊柏拉圖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陽光。雖然大陸中間的廣漠橫無際涯，峻嶺層巒疊嶂，但聲聲駝鈴穿起了東西文明彙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動人故事，一卷卷綺麗的絲綢渲染了沿途壯美的風景。這條溝通中西，美麗而又滄桑的紐帶就是絲綢之路。

作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條實際通道，絲綢之路有著多條路線和悠久的歷史。春秋戰國之際，東西方之間絲綢貿易已經開始，其路線被稱為“草原之路”。這就是絲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隨著古代游牧民族的腳步，橫穿歐亞北方草原，始自黃河中游，經鄂爾多斯、蒙古草原，越阿爾泰山脈進入哈薩克草原；再經裡海北岸、黑海北岸可達多瑙河流域。正是通過這條道路，當時為中國所獨有的絲綢傳到了西方世界。到兩漢時期，張騫受命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陸上絲路主幹道的形成。唐代先進的文明，開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國來華貿易，陸上絲路弦歌不絕，海上絲路也逐漸建立起來。

李希霍芬與“絲綢之路”的命名

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西方經典著作就記錄了西人對於絲綢之路的想像：在遙遠的東方大陸有個叫“賽裡斯”（Seres，即“絲”的意思）的神奇民族，他們能從樹上摘取“羊毛”（即絲綢）。雖然路途遙遠，但卻有路可尋。地理學家馬利奴斯（Marinus of Tyre，活躍於公元68-80年）興致勃勃地記下了這條路：從幼發拉底斯河渡口出發，向東到達賽裡斯國的都城賽拉（Sera，洛陽）。

近代大航海時代開啟之後，西方人對東方的濃厚興趣被點燃。到19世紀，英國地理學家亨利·玉爾（Henry Yule，1820-1889）編著了《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中世紀關於中國的記載彙編》一書。這本厚厚的著作彙集了古代西方的商人、使節、僧侶們有關中國的各種記載，詳盡敘述了中國與西方之間自古以來的交往歷史。此外，玉爾又對《馬可波羅遊記》作了最為詳盡的校注，成為當時西方人認識東方的必備書。這極大地激發了西方人對中國及絲綢之路的興趣，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德國地質學家、地理學家的李希霍芬。

費爾迪南·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生於德國西南部的卡爾斯魯厄，1905年逝世於柏林。他的中國調查為他贏得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獎賞和無盡的榮譽，乃至德國人仍將位於河西走廊西側的祁連山脈稱為“李希霍芬山脈”。在1868-1872年間，他先後七次實地考察中國，以上海為基地，足跡幾乎遍布整個中國，採集了大量有價值的化石、岩礦標本，繪製了所經之處的地形圖、地質圖。回國後，李希霍芬便著手撰述他的調查報告。在這份調查報告中，李希霍芬記載了一條從中國到西方的古商路，並在他繪製的中亞地圖中標示出來，命名為“絲綢之路”（德文為“Seidenstrasse”）。他對比班固的《漢書·西域傳》，指出這條以西域南北兩道為紐帶連接中國與河中（指中亞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以及中國與印度的商路，是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一條溝通中西方的商貿之路，而中原及西域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正是絲綢之路上最為暢銷的商品。

1877年，李希霍芬的調查報告《中國——根據自己的親身旅行和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研究的結果》出版。從此，絲綢之路開始獲得廣泛認同。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發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絲路》，完成了對絲綢之路的學術論證。後來，李希霍芬指導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將第五次中亞考察系列遊記之一定名為《絲綢之路》。隨著各種譯本的出現，“Seidenstrasse”逐漸翻譯成了世界各國語言，如英語的Silk Road 或 Silk Route、法語的Routes de la Soie、日語的“絹の道”或“シルク·ロード”等。“絲綢之路”的含義也逐漸擴延，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政治交流通道的代名詞。一般認為，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絲綢之路，廣義上的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主要指漢唐）從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經印度、中亞、西亞連接北非和歐洲，以絲綢貿易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按運輸方式則可簡單分為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

張騫使西域：陸上絲路的開通

張騫是西漢著名的外交使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亞地理探險家。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建元三年），張騫受漢武帝的派遣，率領百餘人的龐大使團從長安出發，踏上通往遙遠的中亞阿姆河的征程。但在途徑河西走廊和塔裡木盆地時，不幸被北方草原的王者匈奴俘獲扣留。匈奴王看重張騫大漢使者的身份，許配給他胡女為妻。張騫過了13年的囚徒生活，但始終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一直小心保留著漢武帝賜給他象徵大使身份的牛尾節杖，最後終於找到機會從匈奴逃脫。他沿天山南麓西行數十日，經過了樓蘭、庫車、阿克蘇、溫宿等地，翻越天山到納倫河，然後南行至大宛國，這成為後來絲綢之路的中道。大宛國王派嚮導和翻譯將張騫護送到大月氏，遺憾的是張騫未能說服大月氏與漢朝共同對抗匈奴，只能回國。為避開匈奴，張騫選擇昆侖山北麓絲綢之路南道，不幸的是再次落入匈奴人之手。一年後，張騫趁匈奴內亂攜胡妻和僕人逃脫，歷時13年，終於回到長安，受到了漢武帝的熱烈歡迎。張騫出使西域雖未達成與大月氏建立政治聯盟的目的，但收集的大量地理資料使中國人認識到了帕米爾高原以西另一個文明世界，也使漢朝與西域諸國的溝通成為可能。

公元前129年，漢武帝掀起反擊匈奴之戰，在一代名將衛青、霍去病率領的漢軍沉重打擊下，匈奴大敗，無奈遠遁蒙古草原以北，從此解除天山南北通往西域之路的威脅。公元前116年，張騫第二次率領一個由三百人組成的龐大使團沿絲綢之路北道出使烏孫，尋求與烏孫結親，強化漢朝在西域的實力。他們從長安出發，經敦煌和樓蘭，向北到吐魯番盆地，然後沿天山北路西行，最後抵達烏蘇國首都赤谷城。張騫的副使繼續前進，分別訪問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國家。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此次張騫出使攜帶贈送給西域各國的禮品包括牛羊數萬，金帛貨物“數千巨萬”。中原製造的絲綢就這樣被大批運往中亞和西亞各國，由此打破了遊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國之間建立起直接的商業貿易往來，中國通向西方的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也由此形成。公元前60年，西漢政府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府，全面控制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大部分地區，絲綢之路也進入了全盛時期。不僅中國人西出西域，更有中亞商業民族往返於東亞與西亞之間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此後，即使是在南北對立、政治動蕩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絲路貿易仍未阻斷，西域以粟特人為代表的商業民族反而更為活躍，海上絲路也逐漸開辟出來，為唐朝絲路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楊良瑤下西洋：海上絲路的興起

早在秦朝時期，中國人曾入海求仙，算是大規模航海之始。不過，這並沒有持續多久，漢代忙於向西域擴展，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國力不足，中國的航海事業遲遲沒有進展。直至隋唐一統以後，中國航海能力獲得顯著發展，尤其是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經濟重心南移，陸上絲路被阻斷，海上絲路獲得大發展。就在唐朝德宗時期，中西交通史上便出現了一位堪與張騫比肩的偉大外交使節——楊良瑤。

楊良瑤是位宦官，名不見經傳，在正史中很難尋覓他的事跡，好在新出土的《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記載了他航海下西洋出使黑衣大食（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壯舉。公元751年怛羅斯之役後，唐王朝與黑衣大食大致劃定了陸上的勢力範圍，雙方經貿往來頻繁。但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國興起後，與唐朝戰和不定。唐王朝因安史之亂元氣大傷，若能與黑衣大食建立反對吐蕃的政治聯盟顯然十分有益。於是，唐德宗制定了“西結大食、天竺”的外交戰略。挑選合適的使臣前往黑衣大食，以和平方式宣揚唐王朝的政治主張便成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公元785年，楊良瑤接受唐德宗賜給的緋魚袋，“充聘國使於黑衣大食”。他受命後，剪髮祭海，由海路去往中東地區的巴格達。這條海路和620年後鄭和的航行路線幾乎一致：他從廣州登船啟程，沿南海南行至門毒國、古笪國，過新加坡海峽，經天竺等國家抵達大食國，後從陸路到巴格達。如同這次航行，楊良瑤的外交活動也順利得很，唐王朝實現了與黑衣大食聯合的戰略意圖。《新唐書·大食傳》說：“貞元中，（黑衣大食）與吐蕃為勁敵，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鮮為邊患。”要知道，楊良瑤比起鄭和整整早了620年，艦船性能、導航設備、航海知識等等相差極大。在我們同聲歌頌鄭和的壯舉時，更應記住楊良瑤這位備嘗艱辛的先驅。楊良瑤下西洋具有極強的像征意義，這表明從廣州到中東的海上絲路成為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支線之一。

宗教寬容與文化多元

絲綢之路是一條鮮活的道路，它不僅溝通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而且隨不同時代的宗教變遷而有所變化。

隋唐時期，中國與薩珊波斯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雙方使者不斷，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豐富多彩，不論是作為波斯物質文化代表的金銀器，還是作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從波斯傳入了中國，豐富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撒馬爾罕壁畫上手捧絲絹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獻對中國物產、工藝傳入的記錄，以及大量瓷器、絲織品的考古發現，都說明了中國文化西漸的廣度和深度。事實上，不論是絲綢、玉器、寶石、香料、藥材、陶瓷、珍禽、異獸等物質層面的物品，還是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儒家思想、道教、占星術等思想層面的結晶，都是通過這條東西交往的道路雙向交流的。

在絲綢之路彙聚的多種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處，和諧共存。漢唐時期，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思想觀念以佛教的影響力最為巨大，重塑了此後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學的面貌。中華王朝不論迎佛也好，辟佛也罷，乃至是皇權的強力滅佛，都展現了佛家思想對中國思想的新塑造。而這種塑造不是以暴力地消滅異教徒的方式進行的，而是在和平共處中展開競爭。西域的於闐王國是絲路上一顆璀璨的明珠，不僅是商人駐足之處，還是西行東來的僧侶歇腳所在。這裡修築了大量的佛寺，寶殿裡卻常常主尊是佛像，佛像兩邊的上方都是千佛，但下方往往描繪地方神祗，其外部特徵有似祆教神祗。也就是說，絲路上的諸神之間並沒有戰爭，而是安然地保佑著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繆爾·亨廷頓的觀點，不同文明由於自我認知身份的差異而存在著激烈的衝突，但歷史經驗表明，在衝突之外，文明之間有著更為廣泛的交流和競爭。公元751年，唐王朝與大食爆發戰爭，史稱“怛羅斯之役”。這件小小的插曲迅速為和平交流取代，唐王朝的大量工匠隨大食軍隊內遷，直接導致了以中國造紙術為代表的科技西傳。隨後，中亞撒馬爾罕形成了一個造紙中心，並在以後的歲月中將造紙術從西亞傳入歐洲，埃及人的紙草和羊皮紙開始退出舞台。可以說，怛羅斯之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極具象徵性。拋開軍事上的勝敗不論，中國文明與阿拉伯文明在怛羅斯之外的廣闊空間裡競爭並共生，對雙方文化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諧共存，這正是絲綢之路留給我們今天最可寶貴的財富。

 

文章轉載自“天熹策論”公眾號。圖片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