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劍諸：從“積極不干預”到“行政主導”的回歸

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亦說得很明確， “一地兩檢是必須要做的安排，並不是一個選擇“，所以現在需要做的是解說、溝通，而非公眾諮詢。他說，既然“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諮詢嚟做乜？”

政府的強硬態度，有人認為是“霸王硬上弓“。無論怎麼理解，此事釋放出一個強烈信號，就是林鄭的施政風格，將實現“積極不干預”到“行政主導”的回歸。

 

 

所謂“行政主導” (Executive-led Governance “，是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高效決策的需要，行政權相對於立法權和司法權居於主導地位的管治模式。行政主導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發明，而是源自港英殖民政府的總督制。總督制下的總督合法性是單一的，基於宗主國單方面的委任。行政主導制下的特首合法性則是複合的，基於地方選舉和中央委任。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香港的民主有了實質性的進化。

 

上星期，鄭月娥走馬上任“滿月”當日，展開其作為特首的第一個出訪行程，首站正是香港經常比較的“雙城記”主角之新加坡。此安排不無深意。

 

香港與新加坡確實有許多可比之處，同樣是“彈丸之地”，皆曾經是被英國殖民的法治社會，同屬上世紀下半葉大紅大紫的“亞洲四小龍“。但是，這兩個非凡的國際都會，政府的管治風格又不盡相同。其中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香港自七十年代以後，一直奉行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但新加坡在李光耀治下，施行近乎獨裁的“行政主導” (Executive-led Governance“模式，或者說是“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

 

 

新加坡的行政體制，建基於英國西敏寺議會民主體系,但又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西方民主的新加坡特色。儘管因政府強勢甚至專橫而備受西方媒體非議，但幾乎沒有人否認其“高效、廉潔、有限民主和經濟優先“的優點。人民行動黨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符合國家的最高利益。事實是否如此亦有爭議，當新加坡必須保持全球最有競爭力和創新意識的經濟體之一，卻是絕大多數國民的共識。

林鄭月娥在新加坡參觀當地公務員的訓練學院時，表示香港也要設立一個培訓公務員的機構。香港現時的管治班底，沿襲了港英傳下來的文官制度，以專業官僚為主。這個體制如何能夠與時俱進得以優化，是提升管治水平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林鄭的前任梁振英，就曾經多次提到要從“積極不干預“轉向”適度有為“。但回歸二十年以來，行政主導遭遇”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體制性尷尬。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香港司法獨立，行政不可能完全主導。其二是立法會儘管在提案權上受限，但在修正案權力上對政府構成嚴重制約，”惡質拉布“此起彼伏。其三，香港的公務員系統沿襲港英舊制，特首對行政權力的運用與掌控力不從心。首任特首董建華出於提升管治能力的考量，首推問責制，以加強特首能量。雖然舉步維艱，但經過多年磨合，問責班子已成為行政機關的重要一環。

 

縱觀林鄭原娥的首月表現，她有一個良好的開局，並很有可能成為“弱勢特首“的終結者。林鄭出席上任後第一場立法會答問大會的時候，除了長毛被“例牌”趕出議事廳，大部分泛民主派議員罕有地站立迎接這位“穿旗袍的特首”進場，”和風“乍現。這是CY從未有過的禮遇，連林鄭本人都驚嘆“好耐無試過咁平靜”的場面。

 

毛澤東有句名言，“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如果北京以此思維作為最新的治港策略，則反對派鬧一鬧有糖吃的美好時光將成為記憶。這樣的大環境有助於林鄭樹立“有商有量” 、但在原則問題上又“好打得”的形像。譬如她剛上台就頻繁與泛民重鎮的教育界溝通，兌現每年增加50億元教育開支的承諾，但日前又力壓反對聲音任命“惹火”副局長蔡若蓮。

 

這樣一種“又砌又傾”，“鬥而不破，不鬥不立“的策略，有利於在日漸撕裂的香港社會，尋求公眾利益最大的公約數，找回久違了的行政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