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行政空前主導 施政再無藉口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短短日子，已經動作頻頻，推出了不少新舉措。在首次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李家超更提出三招：一是每個月召開前廳交流會，以加強行政立法溝通。二是設立 4 個工作小組，針對性處理跨代貧窮、土地房屋供應、公營房屋項目和地區事務等問題。三是設立「特首政策組」，作為行政長官的智囊機構，協助行政長官為香港制定長遠政策。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推動施政有板有眼，做事劍及履及，管治團隊也顯示出隊型，這種新氣象既是源於李家超個人的實幹作風以及對效率的重視，更在於香港的政治環境已經煥然一新，以往阻撓施政的大山已經被移走，泛政治化環境被有力遏止，行政空前主導，立法空前配合，建制空前團結，為李家超施政提供了回歸以來最好的局面。但同時，多大權力就有多大責任，現在政府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票有票，再交不出成績，恐怕也說不過去。
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講話」中，在提出「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時，特別指出「特別行政區堅持實行行政主導體制，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依照基本法和相關法律履行職責，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當中重申香港政體是「行政主導」。
雖然「行政主導」這四個字沒有出現在基本法，原因可能是「行政主導」是一個政治概念，很難寫成法律語言，但從基本法有關行政、立法、司法的權力配置，行政權力始終是處於主導地位，足以說明香港政制是「行政主導」。基本法草委蕭蔚雲《論香港基本法》一書中指出，行政主導就是在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中，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比立法機關的法律地位要高一些，行政長官的職權廣泛而大一些，行政長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生活中起主要作用。這些都體現在基本法的相關條文之內。
當然，「行政主導」是香港政制的初心，但實行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回歸25年，特區政府經常被人詬病施政不彰，缺乏效率，以至虎頭蛇尾，主要原因是「行政主導」得不到彰顯，行政在香港其實並未主導過。面對反對派在立法會的拉布干擾，面對不同政治勢力的搞局搗亂，在高度政治對立官員動輒得咎的環境下，令到政府空有權力，卻施展不出來，推動政策畏首畏尾，遇到阻力知難而退，公務員團隊被政客搞得心有餘悸，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行政主導」得不到彰顯之餘，立法卻在不斷膨脹，司法也在不斷擴權，以司法打擊政府施政更一度成為反對派的「重型武器」。
在香港這樣的政制設計中，行政不能主導，行政機關勢弱，將很難推動重大施政，更遑論針對香港深層次問題作出改革。回歸25年，特區政府推出的大型政策和重要法案，有多少迫於壓力半途而廢，有多少中途腰斬，這些例子恐怕是不勝枚舉，這正反映香港的「行政主導」一直未能樹立，政府徒擁有紙上權力，但卻未能形成有力的施政。不論特首如何打得，不論有多少雄心壯志，在畸形的政治生態下，都會被持續不斷的政治風波折騰，最終磨蝕意志，老了英雄。
中央出手完善選舉制度，其中一個目的是理順行政立法關係，重樹行政主導，為良政善治打下基礎。完善後的選舉制度，不單將反中亂港勢力拒諸門外，更重塑了香港的政治生態，扭轉了過去對立、對抗的政治氛圍，行政立法既制衡亦配合，三權各有分工，共同配合施政。有了這個新的政治生態，香港的「行政主導」才真正有了生根的土壤，李家超正是當中最大受益者。
在李家超未曾上任之時，上屆政府已經完成了政府架構重組，讓新政府可以盡早埋班，一上任就可以落實施政，如此大規模的重組順利通過，換了以前有可能嗎？新政府上任之後，面對的是一個相對穩定、平和的環境，讓新政府不必一上任就應對各種政治火頭，能夠集中施政，甚至在處理公務員加薪這個燙手山芋的問題上，同樣波瀾不驚的過關，當中既反映新政府的果斷，亦與香港當前有利的政治環境有關。不論是設立4小組，召開前廳交流會，以至成立「特首政策組」，在立法會都沒有遇到甚麼質疑，立法會都自覺配合施政，政府施政自然更加得心應手。
李家超表示，新政府屬執行型政府，以解決問題為目標，在問題萌芽期便主導介入。執行型政府最需要的是行政上的主導，集中力量，調動資源，突破各個民生難題。現在看來，新一屆政府在解決民生、抗疫、通關等問題上，已有整個藍圖方向，市民都期望盡快看到施政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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