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飛：解讀習主席提出把握好政府和市場關係治港要求的含意
2022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香港回歸25周年慶祝活動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到「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筆者翻查過一些資料，估計這是首次有最高級別的國家領導人公開這樣說，這是給特區政府提出一個嶄新施政理念，相信是希望香港特區政府盡快改變「大市場、小政府」和「積極不干預」的過時施政思維，特區政府日後如何做到「有為政府」，也如何與「高效市場」結合，加緊落實習主席治港要求，值得深入探討。
回顧歷史，港英年代在港大概分別實施了三個階段的「自由放任」政策。「自由放任」的第一階段，大約在戰後1960年前。港英政府一直忽視港人的福利和民生，因為當時的香港是一個大量南來人口組成的社會，港英政府認為這些人會最終移居他地，而且一直認為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只打算將其作為一個轉口港，賺取商業利益，並不打算採取措施去推動本地民生。
「自由放任」的第二階段，大約在1971年麥理浩上任後推行有關政策作開啟。麥理浩時代是許多戀殖人士所最為懷念的所謂「黃金年代」，麥理浩的確比較重視香港本地的經濟發展與民生工程，但背後的考量也並非是為了本地，而是希望將香港的價值提升，來增加在與中方談判中的籌碼。但麥理浩本人其實常被一些所謂「自由派」批評為一個「古典社會主義者」或是「務實社會主義者」，其社會主義的傾向是個公開的秘密。麥理浩推行的政策基本都是政府干預的，而非「自由放任」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政府主導的「十年建屋計劃」。因此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在1980年基於之前的政策經驗，修正了「不干預」(non-interventionism)的概念，擴充為「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加了「積極」兩個字其實十分狡猾，雖然還是不干預，但政府要「積極支持」，文字遊戲背後其實還是要政府出手，才修正經濟和問題。
「自由放任」第三階段，大約到了1984年發表《中英聯合聲明》的時間。中央策政策組前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形容：「當時殖民地政府極不情願承擔穩定金融市場的責任，其推行的監管改革，僅能遏止銀行業零星的非法及輕率行動，打擊力度甚弱。雖然英國在憲法上負有為香港建立良好政府的責任名單，但它不願干涉市場，1985年之前，銀行出現倒閉潮，這源於銀行擁有人及主管不但專業水平差劣，還從事非法活動，故此，監管成為大勢所趨。當監管機構失責，令民怨沸騰，而進一步救助銀行的政治代價過高之時，政府不得不割捨對寬鬆監管的偏愛，消除對市場干預的方案。」
由於以上幾個階段的演變情況，香港長久以來，包括現時英國政界、學界普遍對香港「自由放任」政策普遍存在迷思，故此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一旦決定採取較積極的干預行動，由政府推動大型項目來解決民生問題的基本問題，就會有專家出來以「自由放任」是香港傳統政策為由，阻止政府去解決深層次問題，導致香港長期難以擺脫「小政府、大市場」與「積極不干預」的桎梏，絕對能稱上是荊棘滿途。
其實2008年金融風暴後，英美都已公開承認「市場不干預」政策失敗。經濟管理共識是英美監管文化的濫觴，這種文化的基本原則已備受認同。據英國主要官員特納勛爵（Lord Turner）解釋，這種經濟管理共識堅信市場能自行修正，監管機構的責任不是干預市場。2008年金融風暴，英國官方指出反對「無形之手」及市場力量自由運作「過往，主要學派都認為，市場運作紀律有助鼓勵銀行限制資本及流動資金風險….但國務五年的事件，說明市場運作紀律不足。事實上。他們認為市場價格及市場壓力某程度上有害…..故此，不能期望以市場價格表示的市場運作紀律，能有力遏止銀行犯險，而主要的限制須來自監管及監督，這才是合理的結論。」至於英美元老級財政官員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退任後，曾透露他不願採取監管市場措施，主因並非他認為市場本身具有智慧或道德，而是他束手無策罷了。
習近平主席提出特區政府「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要求「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結合的思維，舉例來說是可以在多個方面體現出來的，讓「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兩者真正有機結合起來。
先舉勞工方面的例子，在今年七一前，上屆特區政府臨別在即，堅決捍衛勞工權益，取消了長久以來「強積金對沖機制」的一個社會難題。新例將在2025年實施，不再容許僱主以強積金僱主供款的部份來抵銷裁員和結業時的僱員應得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安排。當然這樣會增加僱主的成本，是僱主所不樂見的，為解決這部分的問題，就由政府出手干預，為僱主提供332億港元資助，為期25年，分擔彌補僱主的損失。這個例子一方面提升了勞工的保障，體現了政府對勞工的重視，提升幸福感和獲得感，另一方面也沒有中短期內突然增加僱主的運營負擔，繼續保持市場的高效，政府就很好地扮演了「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結合的角色，怨言減少，皆大歡喜！
一旦我們以「強積金對沖機制」這個社會難題的處理方法作為參考個案的話，香港就可以推而廣之到所有範疇。例如在創科方面，現時政府的方式主要是撥款，缺乏參與，並無深入主動的「有為」方法。因此，香港政府可以借鑒新加坡與南韓的方式，針對一些有市場潛力的小型創科公司，以入股的方式，參與其具體的管理與發展，既幫助年輕人創業，又增加對政府的信任感，也可實際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南韓的「TIPS計畫」，以1:5比例無償提供最多50萬美元的資金，新加坡除了和南韓一樣出自之外，政府會與一些較高風險的初創項目共同承擔出自責任，以政府信譽幫其獲得A輪和B輪的融資。
此外在文化層面，香港如何利用已有的公營文化機構如藝發局等以個體或團體為基礎的創作機構進行合作，為其提供平台，將國際的資金和資源與香港本地的創意、創作人才相結合，提升香港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給本地創作人才一個上升的階梯。同時，這也帶動了香港經濟的多元化發展，重新振興香港曾經繁榮的文創產業。
至於我們的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也從多方位努力構建「有為政府」落實習近平主席的理念，例如在7月6日的立法會首次答問會上宣布成立四個工作組，涉及土地、房屋、扶貧、環境清潔，其中「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負責監察公私營住宅等用地；又表示將設立「特首政策組」，以「國家視野、香港利益」制定政策等。
以上這些例子，都能讓「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有機結合起來，達到了十分可觀的效果，這個結果不單是履行了特區政府公務員的職責，也符合了習主席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更重要的達到了市民的願望。
自2014年非法佔中開始，再至2019年黑暴運動，香港就已有一系列反映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政治和民生議題，譬如「地產霸權」、「跨代貧窮」和「最低工資」等。2019年黑暴運動，既有反中亂港勢力的煽動，但本港內部也有嚴重的民生和經濟問題，包括香港社會階層固化、年輕一代發展空間有限、住房條件惡劣和貧富分化持續嚴重的問題。在經濟民生議題深層次矛盾突出的重要時刻，依然有不少人士強調堅持香港「自由放任」的一貫政策，上屆政府和今屆政府同意展政府架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強調政府的力量，也有不少人士難以理解這種政府角色的深層轉化。所以，特區政府要積極有為，則必須要有充足的人員去處理以往被原本殖民地管治思維影響的問題，細水長流。
在當前新形勢下，香港繼續實施「自由放任」早已不合時宜，絕非治港理念的一個迷思了。習近平主席6月30日到達香港西九龍高鐵站發表了簡短講話，並引用荀子的《修身篇》「行而不輟，未來可期」，特區政府如何更有作為，將政府與市場的力量結合起來，是「一國兩制」發展下一階段的重中之重，特區政府是時候積極擺脫「小政府、大市場」與「積極不干預」的桎梏，在荊棘滿途之艱難時刻迎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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