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如林:《我不是藥神》探討敏感社會矛盾 勢領中國全新藍海戲路
《我不是藥神》是一套於2018年7月上映的電影，故事講述一名上海的印度神油店老闆程勇從印度走私代購一種治療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之仿製藥的經歷。當中有不少的矛盾，著實值得我們深思。故事的背景為治療該病的特效藥「格列寧」售價非常貴，常令病人傾家蕩產去治病。因為印度有藥廠出產價格便宜數倍的仿製藥，機緣巧合下主角程勇則成為了這種藥的代購。但因為由此進口的藥未經中國官方或代理商同意，在法理上屬走私貨和「假藥」。為免受牢獄之災，程勇中途決定金盤洗手。沒有了印度的便宜「假藥」，中國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病人則要購買天價的正牌貨，令不少病人因經濟無法負擔而死亡或自殺。最終，主角程勇冒著犯法的風險，為病人再次代購印度的仿製藥，並以虧本價售予病人。可惜，最終還是被捉拿歸案。
生存權（生命）VS知識產權（金錢）
以上這個矛盾是支撐起整部電影的其中一條主軸。究竟是要尊重病人的生存權（生命）還是藥廠的知識產權（金錢）？人人應該享有生存的權利及我們應該尊重生命是普世價值，我們應該盡一切能力去保護每個人的生存權。聽來像是天經地義的道理，放在現實世界中卻如像是句風流說話。電影中，向藥廠高層抗議並要求減價的病人的生存權被誰尊重了？劉思慧（鋼管舞女）和彭浩（農村青年）為了賺取藥費整日營營役役時，又有誰人為了他們的生存權甚至肚子抗爭過？這些為了藥費而疲於奔命的病人及其家屬，活像是現代的農奴，生活完全被別人支配了，只是控制的方式由高壓武力改為資本社會中的金錢制度。而本應用來救國救民的藥物，則變成了最新的毒品或高利貸，成為謀取暴利的工具。當你稍一不慎病倒了，就如染上毒癮或被「利疊利」般泥足深陷，永不超生。
但是，換個角度看，藥廠也不是十惡不赦的，這就是矛盾所在。微觀而言，藥廠也只是一門為謀利而存在的機構，它有其研發成本並冒了研發失敗的風險，自然希望有回報，公司也需要向股東交代。宏觀而言，知識產權是其中一個現代社會得以發展的原因。經濟要有突破性發展，則需要有技術上的發展去提升生產力（productivity）。而利之所在，天下趨之。假如一個社會並不尊重知識產權，不獎勵研發新技術或帶來新突破的人，這個社會將難以大幅度發展。假如政府或民間逼令藥廠以低價出售這種藥，藥廠或因收益暴跌而減少研究經費，長遠而言則會令更多其他的人得不到合適的藥物，社會整體上的福祉或比之前更差。
法VS理VS情
另一個矛盾，由調查仿製藥格列寧案的警察曹斌和主角程勇的另一條故事主軸帶出。電影中描繪了曹斌態度的改變：由本來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去捉拿假藥販子，但發現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後，發展至不忍間接令病人沒藥用而違抗上司命令。他態度的轉捩點，由一個病患婆婆求他不要再查此案一幕自然過渡。電影借婆婆的口道出，假如捉拿了這個「藥俠」，就等於判了這些買不起正價藥病人死刑。現實當中，這些事比比皆是。衛生督察在街上捉拿無牌小販好像是正義的執法者，但假如該小販已年紀老邁，又只有做小販這一個過時的謀生技能，究竟又是否在趕絕他呢？除此之外，戲中婆婆的一句「我還想活著，我不想死」更帶出病人的無奈及絕望，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控於他人之手，不論是藥廠還是辦案的警察。警察曹斌知道了這個矛盾後，內心掙扎，最終決定站在情理這一邊。向上司講解來龍去脈後，決定不再負責這單案子，算是為病人作出了一點犧牲，也讓良心好過一點。雖然現實是「一雞死，一雞鳴」，曹下台後自然有另一個接手，於事無補。這個矛盾及掙扎，令我想起在柏林圍牆倒下後，守衛者費雪說過的名言：「你不能不開槍，但你可以選擇射不中。」令人不禁反思，是否我們在很多自以為被逼而且不得不做的事中，其實還是有自由意志的空間。套用李天命的一句話：「人生如同乘客在火車上，火車會走到哪裏，不由乘客控制，但在車廂內乘客還是有某些自由的。」
中國放寬創作審核 開闢更多思考空間
中國電影一向予人保守及題材狹窄的感覺，來來去去都是傳統神話故事、簡單直接的警匪片或是一場誤會，難有發人深省或難分正邪的踩界題材。曾聽聞有警察不可以是壞人，不能有妓女出現等等的限制，更別論有諷刺時弊或評論政治的內容了。但是，由《我不是藥神》看到創作審核方面已有相當進步。電影以一單真實事件作藍圖（陸勇案），而該事件更是曾鬧上法庭的事。而內容更是牽涉到法律、人權及情理等敏感而嚴肅的問題，背後更隱含是多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從這次放寬開始，往後或者有更多電影講述不同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工、沒有戶籍、黑心食品或藥物等。從前，可能為了社會穩定，電影的審批比較嚴格，間接令人們少了思考並正視這些問題的機會，更沒有互相討論交流的空間。希望經過這部戲後，整個社會氣氛能更開放，開始接受及適應這類反映社會現實的電影及思潮，正面面對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並作出相應的心理調整及實際措施，而不是單單沉醉於神話故事、邪不能勝正的簡單故事或「純粹誤會」的完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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