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明：一個香港人如何書寫延安？
書稿終於出版，但距離研究時間已過十年......當年待過的陝北農村，改頭換面，迎來了翻天復地的變化。招待我的農民方家夫婦，兒女成人，負擔減輕，生活好轉，原來的農地最近發展為一個集合紅色旅遊的劇場商場廣場空間，農民不但從窯洞搬到樓房居住，也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資本空間和消費時代。
胡嘉明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學系副教授
一個香港人如何書寫延安？我出生於香港，母語為粵語，上基督教中學時學習英語。2000年我去美國修讀博士，認識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學生，在此之前我從未學過或用過普通話。在紐約狂啃了三年西方人類學理論後，我於2003年第一次踏足延安的黃土地，在土窯洞用瞥腳的普通話跟老鄉「拉話」（聊天的意思）時，陝北話一句也聽不懂！冬天老鄉們一天只吃兩頓飯，我翻山越嶺四齣訪談經常餓得肚子咕咕響；每天上露天茅坑，無法不正視糞蟲翻滾；每餐面對土豆饅頭腌白菜，只能咬牙下咽；晚上睡在炕上，冷得要穿四條褲子保溫；還有每周一次長途跋涉到城裡的洗澡儀式。文化大震蕩一段好長時間，我才開始細想靜觀田野。
陝北人民對我恩重如山，目不識丁的村民對一個陌生的香港學 生照顧有加，農村的方家和城裡的范家更待我如家人，了解我是做 研究之後，二話不說給我鋪床做飯，我生病時對我關愛有加，沒有他們的支持照料就沒有本研究。提筆寫書時，我額外小心，到底如何呈現這片土地和人？在中港諸多矛盾誤解的時代，我如何才能破除定型、又提出嚴謹的研究結果？
作者近照
反思自己的成長經驗，可能有助於讀者理解我的出發點。沒有到大陸開展研究前，我可能與大部分本地年輕人一樣，覺得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比大陸先進自由。事實上，殖民時期長大的我，總記得小時候每逢農曆新年，我們要帶著電風扇、電視機及二手衣物，跨越中港邊境，探望父親在廣東物質欠缺的親戚。89年也讓我對中國部分面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直到我讀研的時候，丈夫為非政府環保組織工作，移居內地，我開始探訪中國不同城市，認識了眾多優秀的學生老師和官員，他們除了熟稔西方理論，還對中國的民主民生問題有深刻的省思，並非港人眼中缺乏自由開放媒 體和獨立思考的順民。抵達延安後，我進一步接觸北京上海大都會 外的中國：農村人口眾多、資源匱乏、嚴重的城鄉斷裂、族群宗教分歧隱患不少。我開始意識到中國問題的複雜性，雷同把歐盟多國的政治文化經濟差異和宗教難民挑戰共冶一爐。我赫然發現，田野研究於我只是一個生活小體驗如何破除自己一直以來以的殖民城 邦眼光看世界，如何超越只以西方理論看中國，並且要書寫複雜多層的田野現實和權力關係，這才是真正的挑戰。研究任務變得無比 沉重，艱難重重。好多次我差點放棄，只是想到延安香港北京西安紐約鄉親友人多年的支持指點，我咬緊牙關。
我逐漸融入陝北生活勞動，抓著每一個訪談機會，我很快扔掉原來的題目，發現作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充斥著民間傳統的話語和實踐。一方面，民間祭神儀式與傳統的復興似乎訴說一個非政治化、古老的鄉土文化中國；另一方面，快速的商業城鎮發展似又揭示鄉土的隨時消逝。慢慢地，我探討傳統話語和實踐如何成為當代國家利益、農村社會、新資本價值和地方政府宣傳的交會之處。作為中共革命的搖籃，又因為毛澤東在此發表了關於文藝要服務群眾聽命於黨的講話，延安集合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民族對傳統的想 望、社會主義對現代性的追求，及知識分子想像文化中國的一個獨特的地方。本書是我第一本的研究專著，除了田野調查，深入訪談，我也用了很多歷史檔案、民俗地方志做相互文本分析，我謙卑的希望能呈現在此歷史空間里，國家、資本和民間傳統的力量如何交織博弈，也希望讀者能讀出一個非主流論述的延安。
書稿終於出版，但距離研究時間已過十年，緩慢的學術成果與激變的中國形成強烈對比。當年待過的陝北農村，改頭換面，迎來了翻天復地的變化。招待我的農民方家夫婦，兒女成人，負擔減輕，生活好轉，原來的農地最近發展為一個集合紅色旅遊的劇場商 場廣場空間，農民不但從窯洞搬到樓房居住，也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資本空間和消費時代。期待他們有機會讀到我的文字時，會認我紀錄了近年西北地區快速的城鎮化，資本大規模進入農村和爭奪傳統話語的詮釋。
黃土高原的變化並不孤單，事實上，中國大陸這十幾年的改變巨大。農民負擔和發展矛盾稍微緩解，城市中產階級冒起，基礎設施日漸完善，政府職能日益強調公共服務，致力解決分配不均，人口和資本流動加速了創新，微信、京東、滴滴、支付寶、順豐開始 解決以往城鄉資訊物流斷裂問題。諸多政治經濟結構性問題雖沒有一下改變，民主自由度也並不理想，環境問題惡化等都是現實，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卻是很多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前幾年方家夫婦 到香港旅遊，讓我頗感意外，我住在他們窯洞家裡時還沒有自來水，經濟落後的農村受訪者怎麼也旅遊起來了？人類學家以為自己才有流動資本這種神話在中國註定破滅。
再看香港，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工資停滯不前，殖民政府留下來的地產霸權卻綁架整個城市發展，物價騰飛，開發商銷售十幾平米的「納米房」要價幾百萬元臉不紅耳不熱，在這資本家金融精英的天堂，普通市民只好在供應緊張的公共房屋醫療制度下競逐資 源，叫苦連天。一個台灣老師前兩年來香港任教，目睹不少基層工人站在便利店裡啃麵包解決午餐、為了減輕車費負擔晚上睡在麥當 勞等現象後，慨嘆跟我說：「香港人在這個地獄裡，看到大陸政府和遊客，終於找到魔鬼了。」
確實，後殖民香港社會制度千瘡百孔，高昂的房價物價讓普通市民早就負擔沉重，一國兩制帶來大量的人口資本流動，如同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結果是消極對罵，惡言相向，本土主義 乘勢而起。但大部份港人繼續沿用殖民城邦看中國的陋習，對中國大陸的內部差異和進步不聞不問，只加劇港人看大陸人不順眼，加 深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傘運在此情緒下展開又落幕，普選無 望，民主民生改革失諸交臂，回歸二十年中港越走越遠，人心與祖 國認同背道而馳，我無奈嘆息。歷史洪流把我等香港學人置放大陸，我誠惶誠恐，希望能忠於現實，了解知識對象的同時亦反躬自身，期盼讀者能讀到一本對自身解殖亦具有批判意識的中國民族志。
我衷心感謝中國大陸的朋友，尤其是陝北眾多老鄉對我多年的信任照顧，使得本研究順利完成，特別鳴謝照顧我起居飲食的莫家 溝方家、延安城范家、延川馮家，還有延安的老鄉張春生、李鳳英、張莉、張軍、張紅、張琴、張靜、李宏瑋夫婦、李甜甜、史貴蓮、侯建強一家、侯蓉蓉、徐文治一家；延安市的朋友樊振華、徐曉萍、樊星、班良，延安市藝術家宋儒新、張永革，安塞文化館的文藝工作者孫勝利，安塞農民藝術家侯雪昭、郝桂珍；延川藝術家馮山雲、黑建國、劉潔瓊、馮彩琴、馮奮一家；延安學者藝術家曹培植、曹培炎；另外，西安的班理女士、北京的楊聖敏教授、中央美術學院的靳之林教授、清華大學的郭於華教授、作家陳冠中和於奇老師都給予我很多的生活上的幫助和知識上的啟發。
本書是英語專著的中文版，翻譯過程中我重寫了許多，特別感謝兩位譯者童祁和廖彥喬，把原來累贅彆扭的英文原著變成較為通順易讀的中文書。特別感謝我的研究助理陳文彥，過去幾年在中英文兩個稿子幫忙許多。當然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多謝他們相信這本書的價值。另外特別感謝教導過我的香港和美國老師，也要感謝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學系的同事。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的好友，尤其是閨蜜劉瑜、張恩華，還有我後來的幾位研究生都陪伴我度過漫長又痛苦的讀書寫作生涯。
最後，我的父母胡廣潤、趙玉斯和公婆盧中全、張禮雯都是出身基層的勞動人民，他們默默無言給我做飯帶孩子，付出大愛成就我的學術事業，我感激萬分，無以為報，銘記在心。我的丈夫盧思騁是一位傳奇人物，熬夜工作奔波受壓都想著如何解決生態危機，思考世界如何變得更平等，他會在百忙之中抽空批改我的文章，還嘮叨我的中英語水平低，批評我理論根底不夠、分析不到位。我感謝這位愛人同志，你的理想抱負和批評一直在推動我的研究和思考。
本文是《延安尋真：晚期社會主義的文化政治》一書的前言。
文章轉載自微信號《四季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