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金庸是怎樣煉成的
金庸（查良庸）辭世，海內外的評述如飛雪連天。查大俠的一生，的確充滿傳奇。一介書生，寫的武俠小說印刷逾億，譽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迷」。他創辦的報業集團在香港上市，成為中華上下五千年純粹靠一支筆晉身富豪的第一人。他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十大偶像，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版的默多克。
查大俠的駕鶴歸去，還標誌着「文人辦報」的歷史終結。舉目四望今時今日的香港，盡皆巨商富賈攻城掠地，像吃點心一樣收購報社或電視台，哪裡還有純文人出身的媒體老闆？這種現像在台灣、新加坡和歐美日亦然。報章在大陸有其「特殊屬性」，不完全是市場行為，另當別論。
號稱「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一生與文字為伍的金庸還有另外一個成就，就是時政評論。寫社論的高手很多，寫到當時的兩岸領導人鄧小平和蔣經國，都邀約為座上賓，金庸也許是空前絕後。據說金庸還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其有「影射」之嫌的小說在大陸解禁亦就得益於鄧公。蔣家王朝亦覺得被影射，所以金庸小說在台灣被列為禁書長逾三十年，直到小蔣點頭解封。
金庸曾經任職的大公報，一九四九年前是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民營報章。全盛時期的總編輯張季鸞，在筆者印像中沒有同被蔣介石和毛澤東邀約的禮遇。
九十年代初，筆者在國外讀傳播系研究生快畢業的時候，有不少機構招手，包括西方、新加坡、大陸和港台的主流媒體，最後鐵了心千裡走單騎「投奔」大公報，正是仰慕該報的聲望，以及名震海內外的金庸。
跟金庸初進大公報一樣，筆者也是任職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翻譯，而且剛好分配在金庸、梁羽生練手武俠小說連載的大公報旗下《新晚報》。這兩位「武俠小說宗師」當年還是年輕人，上司正是香港文化名人，後來還被北京以「向美國出賣情報」控以間諜罪的羅孚。由於出道的早晚，筆者未能與這些大師級前輩們共事。但百年大公有個優良傳統，就是新老同事每年都有報社安排的聚會。跨世代新聞人促膝話當年，有恍如隔世之嘆。
香港大公報籃球隊人員合影。後排左二即金庸。（圖片來源：香港文化資料庫）
理想是做外交官，一不小心做了傳媒
金庸是文壇的蓋世奇才，這一點沒有疑問。但如果不是冥冥之中命運的操弄，不會有金庸的橫空出世。他的命運至少有如下四個轉折點：
其一，1947年6月，上海《大公報》刊登廣告，面向全國招聘3名電訊翻譯，金庸憑借扎實的中英文基礎和在杭州《東南日報》的經歷，在逾百個應聘者中脫穎而出，成為第一個錄用者。
在大學時代讀外交專業的金庸，其實早期的志向是做外交官，只是「一不小心」做了傳媒。但他曾又說討厭政治，顯然不可能像比他早兩年進入大公報的浙江老鄉錢其琛，從一個小記者做到外交部長。
在大公報的歷練，對金庸終身受益。他曾跟我們這些晚輩憶述，大公報對文字的要求很高，稿子在付印前要多個編輯層級把關，幾經推敲才定稿。稿子有誤，編輯負責。排印出錯，唯校對是問。寫錯印錯皆按字數扣薪。超過一定字數，等著「炒魷魚」吧。
日前與日本朝日新聞、台灣中央社的幾個同行茶敘，他們還交口稱讚大公報的文字之美，以及文藝副刊的博雅和脫俗。時至今日，大公報顯然不是公信力最高，卻是中文寫作水平最高的報章。這一點，相信不會有太多的爭論。
除了文字功夫，對國家、民族的深切關懷，報館內兼容並包、無問西東的氛圍，才是大公報人才輩出的最重要的營養。筆者多年前曾經撰文，盛贊「那些年」的大公報，採編隊伍「滿天星輝」，足以媲美西方報業老大《紐約時報》，信手拈來都是當時新聞界的頂尖人才，比如記述紅軍長征的《中國的西北角》，後來成為新華社社長的范長江、二戰時期派駐歐洲的戰地記者蕭乾、曾經做過毛澤東秘書，後來官拜中宣部副部長，《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執筆者劉克林、登上美軍密蘇裡戰列艦採寫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寫下抗戰名篇《日落》的朱啟平、書寫蔣家王朝秘辛《金陵春夢》的作者嚴慶澍，盡皆出身大公報，粒粒皆星，多不勝數。
那年頭蔣介石南京總統府的案臺上每天有兩份報紙，一份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另一份就是「沒有政治地位，但有江湖地位」的民營報紙《大公報》了。毛澤東在延安接待國統區來的記者，必把大公報記者讓到主賓位子。
一九六○年，金庸與《神鵰俠侶》電影主角合照。左起：謝賢、金庸、南紅、梁素琴（圖片來源：大公報）
從上海來到香港純屬偶然
其二，1948年，也就是中共建政的前夜，大公報在香港開新館，需從上海館調派一名翻譯。原定調任香港的李姓同事新婚燕爾，不願勞燕分飛，這份「苦差事」鬼使神差落到查良鏞身上。多年來，金庸每次回憶都感歎，「就差這麼一點，來不了香港，命運可能完全改寫」。
假如沒有在1948年離開滬上，就不會有光耀香江的金庸。在紅色狂飆的歲月，他本人的命運，其實很容易想像。且不說他的大地主父親被槍決，大公報的同事如範長江、孟秋江、劉克林、蔣蔭恩都以極端的方式「自絕於人民」。1949年以後，天津《大公報》更名為《進步日報》。1953年，上海《大公報》也因合併「被進步」了。1958年3月，大公報社落實「右派指標」，朱啟平、蕭離、徐文蘭、高汾、余悅、尤在、吳永良、石文華等八人被遣送到北大荒「改造思想」。
最可惜的是大公報的美女記者，後來官拜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秘書的楊剛。畢業於北京大學的英國文學系，抗戰時期與彭子岡、浦熙修、戈揚被譽為新聞界「四大花旦」，她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譯成英文出版。楊剛後來擔任《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時常進出杜魯門主政時期的白宮，是第一位參加美國總統新聞發佈會的中國女記者。駐美期間，這位秀外慧中的北大才女還入讀哈佛，並成為美國「中國通」泰斗費正清的好朋友。她反右運動中自殺的原因眾說紛紜，抑鬱症是其一，這間接印證了胡喬木的說法，「她因遺失了一個重要筆記本，感到十分緊張，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離開人間」。
大公報在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停刊，香港大公報成為承繼這份曾經是中國最優秀報紙的最後一脈香火。所以金庸在回首往事時曾多次感慨，「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也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
其三、金庸寫武俠小說，其實是非常的機緣巧合。話說五十年代中期的香港，武術界的太極與白鶴兩大門派囿於門戶之見，在報章唇槍舌戰。文鬥解決不了問題，索性簽下「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由兩派掌門人打擂台一決雌雄。因香港法例禁止「約架」，便約定在一水之隔的澳門。沒想到香港竟有數萬人乘船過海，日夜觀戰。香港報紙的相關報道比現時的馬經還暢銷。
羅孚悟到商機，叫副刊編輯陳文統以梁羽生為筆名，開寫《龍虎鬥京華》小說連載。據《新晚報》的前輩同事回憶，有一次陳文統因事無暇寫稿，報紙眼看就要「開天窗」，情急之下叫老友查良鏞幫手。為免「掉鏈子」，編輯部特意派一名排版車間的同事端坐查良鏞家，說「九點鐘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否則翌日副刊版面「大塊空白」就難堪了。
金庸不願意寫武俠小說，被上司「抓差」
梁羽生後來更向羅孚推薦金庸另闢文字地盤。梁羽生和金庸作為同事，同樣愛好琴棋書畫，閒時喜歡對弈。但說到寫武俠小說，金庸一點想法也沒有，嚴格來說是被羅孚攤派任務的。查良庸首次以筆名金庸在《新晚報》發表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之後，才情橫溢，揮灑自如，總共完成了十五部武林江湖的巔峰之作。梁羽生後來在茶敘中跟舊同事坦承，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知道「梁羽生寫不過金庸的人」。
如果金庸不是被「被抓差」，他有可能輪替羅孚等幾個社論寫手，每天的任務，就是泡一杯香茗，翻閱天下大事，然後撰寫一個名叫「夕夕談」的社評專欄，共用一個叫「羊朱」的筆名。筆者當年號稱大公報史上最年輕的要聞部主管之一，三十齣頭就提拔為副主任，並輪流撰寫「夕夕談」，碌碌無為「在平凡的崗位上干著不平凡的事業」。日復一日直到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後的某一天，《新晚報》突然宣佈停刊，同事們詫異之餘問當時的總編輯李佐興。他波瀾不驚地說了一句，「我們的歷史任務完成了」。
金庸與大公報社副刊課、翻譯課諸同事合影。（圖片來源：香港文化資料庫）
離開大公報，成就金庸
其四、如果當年沒有毅然離開大公報，不會有名震天下的金庸。
在大公報度過了十多個春秋，金庸為什麼要離開這家報館？深入探討個中因由的文章甚少，多是蜻蜓點水。其中一個說法，因為不能發表反對大陸「大躍進」的文章，查良鏞憤然離職。其後，他出資8萬元，加上同學沈寶新的2萬元，決意自行試辦報刊，兩位東主兩位夥計共四人。他一開始並不打算發行報紙，而是計劃出版武俠小說雜誌《野馬》，查良鏞解釋命名「取其行動自由之意」。金庸後來改變初衷決定辦報，取名明報，意為「明辨是非」。
第一份明報於1959年5月20日出版，因查良鏞左報出身，明報甫面世即被外間認定為左報。1962年5月，大批難民由內地偷渡來港，左報不予報道，不能給北京「添堵添亂」。明報卻反其道而行之，在邊境採訪的記者滾動式報道，一時街知巷聞，洛陽紙貴。金庸旗下的明報更與老東家大公報爆發筆戰，全港市民圍觀，煞是熱鬧。
1966年文革爆發，大陸閉關鎖國，香港成為了解內地的一扇重要窗口。金庸以報章作為平台，以筆桿作為武器，對文革破壞中國文化的倒行逆施，提出不留情面的批判。香港六七暴動期間，因為反對過激行動，金庸抨擊左派人士「將愛國一詞竊為己有」。他家門口也因此被放置炸彈，幸未造成傷亡。但在武俠小說中天下無敵的查大俠，畢竟是一介書生，不是「好打得」，所以一度離開香港躲避。
《神鵰俠侶》等作品的手稿真跡，珍藏於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內。
偶然與必然是孿生兄弟
必然和偶然是一種辯證關係。撇開筆者所言的以上四個偶然因素，金庸在文壇上的成就或許有必然性，最起碼他有厚重的知識底蘊。出身書香門第，金庸是徐志摩的表弟。查家的祠堂懸掛著一副對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這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康熙皇帝親筆為查家御書。另有一副對聯，「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那是以數字說話。
金庸出生時，已經家道中落。儘管如此，查家仍有3600畝田地，僱農上百戶。「查氏藏書」在浙江一帶很是有名。小時候的金庸，每天以讀書為樂。晚年的金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有書讀，生活就快樂」。
金庸的好學，世間恐難有超過他者。香港擁有「名譽博士」的名流，多如過江之鯽，金庸當然也有一大堆這種學位。但2005年他年逾八旬還開始赴英倫，攻讀劍橋大學的歷史學碩士和博士。這還沒完，2009年，他又開始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如今看來，他逝世前五年還是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北大學生。書山有路勤為徑，他是知識領域最不服老的「老頑童」。
筆者最後一次見到金庸，是在2012年元旦，依稀記得是在羅孚的九十二大壽。參加飯局除了家人，多是大公報的同仁。有傳媒還以「龍蛇混雜」來形容是次聚會，席間有經常宣稱「我不是崇洋，我是崇優」的香江才子陶傑。陶傑其實是大公報的家屬，本姓曹，父親曹驥雲為大公報的副總編輯，母親常婷婷為編輯。另一位更令人注目的是文匯報的前高管、後被北京以「台灣間諜」判刑五年的程翔。
金庸是羅孚的舊部，兩人年齡相差也就幾歲。記得那天不是太冷，兩位前輩卻穿得鼓鼓裹裹。面部表情說好聽一點是風雷激蕩之後的雲淡風輕。說得沒那麼吉慶，就是兩老的表情已「有些木」，畢竟是風中殘燭之年了。兩年之後羅孚辭世。此後金庸也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了。大公同仁有一次聊起也是今年辭世的饒宗頤，突然聯想到金庸，有人說他近兩年已不能說話或書寫，腦退化不再見客。
據結識金庸三十載，同為浙江老鄉的陶傑說，金庸離開這個世界之時，正聽着親友的電話，含笑而逝。查良鏞真如其筆下主角，「大吵大鬧一番後悄然歸隱」，走得何其瀟灑飄逸。
投胎轉世還做新聞工作
金庸以知識分子的當擔，以錚友的金石良言方式愛國。政治紛爭不過一時一地，可以流芳百世的是他的文字。他特別折服的大公報「不黨，不私，不盲，不賣」的理念，就不要提了。當年親建制的「小罵大幫忙」辦報風格，也己變了形，走了樣。
1902年創辦於天津的大公報，是地球上仍在發行的最老資格的中文報紙，活了近二甲子。前一甲子光華奪目，後一甲子黯然失色。海內外有若干個博士生寫1949年之前的大公報拿到學位，筆者曾經想寫1949年之後的報史，但竟然不知如何下筆。縱算中國新聞史學的泰斗方漢奇，恐怕也難以著述。這方面的空白，有待後人評說。如果把大公報比作長篇章回小說，上卷精彩絕倫，中卷索然無味，希望下卷能夠再鑄輝煌。
報紙乃黃昏產業，全球皆然。香港新聞從業員的薪水，與職業所要求的智力、學歷及勞心勞力，嚴重不對等。筆者身邊的媒體人，沒有幾個希望子女「繼往開來」的。但金庸生前說過「我死之後，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做什麼好呢？我說還是做新聞工作」。作為武俠小說宗師的金庸，亦是我們媒體人在逆境中堅持的不朽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