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潤恬：憶金庸
金庸先生走了。是他，讓我這個生於東南亞的70後華人，第一次被中華文化感動。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完全跟世界重新接軌的年代，是他，無意間成了中國軟實力的第一個輸出者。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加坡電視台在周末黃金檔播香港TVB拍攝的武俠連續劇，把金庸筆下的江湖帶入新加坡人的客廳。
那幾年我有點怕家裡接到親戚的喜帖，因為晚上參加婚宴就必然趕不回家看電視。我買的第一個卡帶，是武俠電視劇的粵語歌曲。第一次認真追看印刷物，甚至到理髮店搜舊刊物，是為了剪下《新明日報》連載的金庸武俠小說和《電視廣播周刊》里的劇情介紹。
當年新中還沒有建交，我對中國一點概念都沒有。金庸筆下的人、景、物，讓我在一張白紙上構建對中國地理、歷史、人情世故的最初認知，也因此產生好感和好奇。正因為金庸創作時不刻意以輸出中華文化軟實力為目標，所以才成功地跨越邊界達到輸出軟實力的效果。
數學家華羅庚說，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感謝金庸。他虛構出的離奇江湖事迹，滿足了我年少旺盛的想像力；英雄與俠女的愛情，也讓我的少女感情世界有了寄託。以郭靖「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為代表、關於忠和義等價值觀的刻畫，填補了以灌輸技術知識為主的新加坡教育的空白。
現實生活中的金庸，也有令人敬佩之處。有媒體統計，他從1955年2月8日到1966年5月長達11年的時間裡，除了去歐洲的一個多月里找倪匡代筆之外，幾乎每天都沒有中斷過小說創作。其中一大半時間，他甚至同時連載兩部小說，而且還得兼顧《明報》的社論等編務工作，經常切換於虛構小說和時事的境界。我每天要交一篇新聞稿子有時都會感到頭疼了，需要多大的才華和勤奮，才能做到他產出的量？
有讀者揣測，金庸的小說是在影射中國某些時代的時政背景，比如他寫《笑傲江湖》時是文化大革命權力鬥爭的年代，任我行、東方不敗可以被想像為中國當時的政治人物，「千秋萬代一統江湖」的口號是用來諷刺某人。對於這些說法，金庸從來不證實。
金庸1994年在北京大學接受北大授予名譽教授稱號時發表的演講，被許多網民視為對當今時政有警示意義。
他稱讚北大有許多優良傳統，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學術空氣。他追溯中國文明經久不衰的歷史，指出兩種情況導致文明衰退：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另一種是民族內部長期僵化，像活的木乃伊。
他強調：「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這段話放在24年後中美貿易戰醞釀中的今天，依然不過時。
金庸還留給我們一件價值永遠的遺產，那就是對人複雜的感情世界說到心坎里的描述。
幾周前我們有個在北京相識的朋友正要飛去東京開始新的外派歷程，幾個好友在微信群里跟他道別。有人引述《神鵰俠侶》里的：你看天上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我當時正在趕去採訪的路上，一看眼眶馬上濕了。
人生離合，亦復如斯。金大俠，一路走好。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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