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對英國涉港解密檔案研究的幾點看法

在全球化年代，對外交通和網絡日趨方便，獲取海外資訊的成本亦比以往大為降低。因此，近年越來越多本土派團體和媒體遠赴英國國家檔案館，翻查英國官方的涉港解密檔案，試圖透過分析這些文獻，重新認識香港史。這些文件極具歷史價值，無疑可以為當前的香港歷史研究提供紮實的基礎。但從學術角度來看，該些機構在檔案文獻的利用方面卻存在著不少問題。

首先，英國國家檔案館所有公開或解密的英國外交文件，都是根據法律所規定的「在不損害國家安全」和「不妨礙涉及人員名譽」的原則，在事件發生20年後逐步公開。這意味著現在能夠查閱的檔案文獻，只是大量原始文獻中的一小部分。

從正面的角度而言，這些官方檔案能夠比較清楚地說明以往英國涉港政策制定與實施的許多細節，豐富了香港史的研究工作。但如上所述，由於對外公開的檔案文獻都是由政府的核心機構選擇，如果僅據目前披露的這些文件就對英國政府的涉港決策和中英政府互動妄下結論，難免有失偏頗。

換言之，這些文件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事實的一種可能性的線索。若我們對英國官方文件、涉港檔案的重視發展到了一個迷戀的程度，甚至視之為唯一史料來源，並不是一種客觀的研究行為。

其次，由於決策體系內參與人員的職位對政策的推行與否發揮了重要角色，研究官方檔案時，必然會注重檔案中涉及人員的職務。以早前英國檔案處解密的一份1987年的「李嘉誠檔案」為例，和黃歐洲董事總經理Derwent在當年給予英國政府的一封密函中聲言李嘉誠「強烈反共」。很明顯，Derwent作為非官方人員，其看法只能視為個人意見。有媒體竟然當作頭版頭條報道，其政治動機呼之欲出。

又如另一份最新解密的英國官方檔案，披露英國首相馬卓安1992年與鄧蓮如會面時，鄧蓮如表示李柱銘「可能會去想香港獨立是一個選項」。該份檔案曝光後，李柱銘強烈否認自己有港獨的傾向。鄧李兩人哪一方說的為真，外人無從考核，恐怕亦只能作為參考。

上述的例子說明，不同的職位在不同的階段對決策的影響不同。研究官方檔案的時候，需要小心地深究各個職位的決策身份，才能準確地把握英國涉港決策的參與者的實際作用。

最後，在官方檔案研究的過程中，應注重文件形成的前因後果。若隨意摘錄一份文件解讀，忽視其背景和後續，會很容易出現斷章取義的毛病，不能反映歷史真正的全貌。令人可惜地是，本港團體在研究解密的英國檔案的過程中，予人的印象是他們經常帶有自己對現實問題的某種情緒，為了某種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到英國檔案館去找些對他們有用的東西來支持他們的觀點，進而在報章上披露，達到一定的政治效果。

誠然，近年北京當局對港政策出現不少偏袒，難免令人氣餒，但這不等於說相關研究就可以為情緒所左右，失去應有的公信力。

說到底，研究英國官方的涉港解封檔案涉及到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即到底應以何種心態作研究？是停留在情緒層面，將有利己方的檔案無限放大？還是應該上升到學術層面，實事求是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就決定了相關研究成果的公信力，也是從事研究工作的團體必須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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