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子瑋：「遲來的公義，就不是正義」— 應盡快修法向公眾彰顯公義

自從香港政府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以便能以個案形式處理逃犯移交事宜，局長李家超解釋條例修訂旨在處理現時法律缺陷、堵塞漏洞，保障市民人身安全。更改內容主要是（一）擴大條例適用範圍，容許香港與未有簽訂長期安排的司法管轄區（包括內地及台灣）以個案商討方式（case by case）移交逃犯和進行刑事司法（Criminal Offences）協助；（二）取消啟動引渡嫌犯的立法會訂立附屬法例方式程序；及（三）程序由行政長官啟動。現時民主派反對理據主要是有關政治犯問題及人權問題，擔心此例一過就會出現比23條更嚴重的問題，本文就針對各個疑點解釋清楚修例做法是否會嚴重港人利益。

司法三重保障，移交過程「過五關斬六將」

反對修例人士指出，法庭處理引渡案時，只能夠審視要求引渡地區的控方遞交的相片、文件等資料，當法庭認為表面證供成立，便可批准逃犯移交。事實上，有如過往及現時法庭處理刑事案件的做法，法官只需針對案件證據及符合法律要求，考慮是否能夠採取司法行動，這程序在其它實行普通法傳統的地區（例如美國、英國、加拿大等）都是相類做法。所以，為了保障有關人士的人權問題及潛在的政治危機，法庭審視每宗個案時須嚴格符合《逃犯條例》的人權保障，若逃犯所涉罪行屬政治性質犯罪，包括種族、宗教、國籍、性別或政治理念等理念而被刑事檢控，法院都不得簽發拘捕令。當首個司法程序完結後，政府行政機關會再根據情況（例如：罪行性質的嚴重性、國際條約義務問題、政治及人權情況等因素）考慮是否簽發移交令。如未能符合要求，機關有權決定不發出移交令。所以，其實有關人士一方面可以針對《逃犯條例》每一個保障條文向法庭提出抗辯，同時能夠申請人身保護令上訴至終審法院，再向高院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或行政長官的決定。

簡單而言，有關人士享有三重保障。有如現今處理刑事案中，拘捕及司法執行的工作是由行政機關負責，法庭只負責審理案件證物及處理法律要求，盡量減少任何政治元素影響案件，這不但彰顯司法獨立，更反映香港健全的法治精神。從司法到行政程序，可見逃犯移交過程基本上是「過五關斬六將」，過程非常嚴謹，符合所有引渡條件的人士，其實已沒有任何爭議可言。所以，民主派所指的「法庭保障非常有限」說法其實不太準確，而且他們所擔心的「政治犯」情況確實過於杞人憂天。

針對個別個案「特事特辦」，沒有解決核心問題

有民主派議員提出，修例只需針對台灣，將與台灣交換逃犯的限制刪除。該做法並不是不可行，但出現治標不治本的情況。雖然該次修法的契機是發生了香港女士在台灣被殺案，但這案件所映的並不只是地區性及政治問題，而是現行法律限制所產生的不公義情況。這被殺案向大眾顯示了一個能夠逃離法律刑罰的犯案手法；今次案件中，男子為香港人，擁有本港居留權，港府不能將其驅逐出境，而男方是因動用女死者的財產，警方才能以盜竊罪名將他拘捕。如男方沒有動用女死者的財產，在香港境內沒有觸犯任何刑事條例，相信已可逍遙法外。如港府跟從民主派議員提出的「針對台灣」做法，不僅只是個「特事特辦」的做法，也向潛在犯罪人士發放「只避免台灣」的信息，現時法律漏洞依然存在，沒有解決核心問題。換言之，如修例只針對台灣，一來作用不大、二來也不能制度性處理同類事件，難道每次發生相類事情都需要動用立法會進行「特事特辦」程序或要求中央「特事特辦」行政處理嗎？ 

現時案件已擾攘整整一年，因法律問題而一直沒有關鍵進展，相信對於死者家人相當難受。任何司法案件及社會事件，只要被加入政治元素，公眾就會產生極大迴響，尤其現時香港社會缺乏政治安全感。政治及信心問題並不是一言兩語就能解決，但今次案件並不只涉及到一名女子生命被奪去，而是反映現時法律漏洞的可怕之處，相信過往訂立《逃犯¬條例》時，大家也沒有預想出現該情況。現時漏洞已公諸於世，人人皆知，如因政治擔憂而忽略公義的重要性，延遲修法程序，甚至駁回修例議案，相信是對死者及死者家屬不公，正所謂「遲來的公義，就不是正義」，而且也間接危害市民生命安全。現時社會需要議員能夠根據社會當時形勢作出最理想的判決，一方面能夠成立機制解決漏洞問題，而另一方面能夠真正向眾人彰顯司法公義。 如真的擔心機制會被利用為政治工具，我們大可在未來提出修正，在行政程序上增加獨立審核元素，再大大提高對相關人士的人權及法律保障，增加市民對機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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