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紀行】鮑渤：何為伊斯蘭教中國化？

在新疆談宗教活動，聽到最多的是「伊斯蘭教中國化」。這似乎是陌生的提法，知之者甚少，筆者為此專程走訪了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伊斯蘭教經學院，約談院長阿不都熱克甫·吐木尼牙孜。阿院長同時還擔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新疆政協副主席。

我們知道，恐怖主義活動是全球現象，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中國無法獨善其身。前些年新疆發生暴恐事件，與「三股勢力」當中的「極端宗教」至關密切。這個根源，無分中外，全球皆然。在本拉登創立的阿蓋達組織，在近年冒起的ISIS聖戰隊伍中，都能看見中國新疆維吾爾族極端分子的身影。

據阿院長介紹，伊斯蘭教中國化是今年初北京通過的一項五年計劃，其最本質的特徵，就是去極端化，回歸伊斯蘭教的真意。他舉例說，前些年在新疆街頭就有一些人扮演「宗教警察」的角色，在公眾場合訓斥途人的穿著和舉止。其實，在開明的社會，任何人「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這也是政府一貫提倡的。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世俗化國家，沒有宗教戰爭，也沒有西方中世紀的君權和教權之爭。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人自古崇尚「和而不同」。一個典型的例證，佛教早年進入中國傳播，高僧們清楚地認識到「不依國法，佛法難立」。雖然世俗政權高於宗教組織，但是傳統上中國的世俗力量並不迫害宗教力量。

唐宋開啟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先河

伊斯蘭教在中國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的傳播史，實際上也是在中國化道路上探索前行的演化史。唐宋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移植時期 ，作為中國穆斯林的先民，絡繹不絕的來華「蕃客」在中原久居不歸 ，繁衍生息 ，融入中國社會 的同時亦開啟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先河 。到了元朝，「回回遍天下，江南尤多」，不斷融入華夏主流社會，時稱「華化」。

明清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理論建構」發展最為迅速的年代，先後出現中國伊斯蘭教史上第一個「以中土之漢文，展天方之奧義」的學者、祖上來自西域的王岱輿，集伊斯蘭教哲學思想之大成者、著述《天方典禮》被收入乾隆時編纂之《四庫全書》的劉智，還有第一個把《古蘭經》譯成漢語的馬德新。到了清末，馬注將伊斯蘭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社會道德融為一爐，其代表作《清真指南》大致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倫理思想。

這些先賢有個共通之處，就是致力於「以儒詮經」，努力把伊斯蘭教與他們所處的時代相適應。他們深諳伊斯蘭教的真諦，亦了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們為後世留下的精神遺產和文化創新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和借鑒。

追本溯源，阿院長強調，「極端不是宗教，宗教不會極端」。他認為，「所謂極端宗教，不是宗教目的，而是政治原因，是打着宗教信仰的名義，挑戰世俗社會的法律和公共秩序」。出身於吐魯番農民家庭的阿院長用了一個樸實的比喻，「蜜蜂也是蜂，叮人的毒蜂也是蜂，所以要明辨這個區別」。

馬可波羅到訪南疆：當地人不好戰

南疆原住民多是維吾爾族人。大約700年前，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沿着絲綢之路到訪南疆，他在遊記中寫道，當地人根本不像好戰的。英國BBC一名記者在談到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新疆採訪的時候，還說到印象最深的是當地人以能歌善舞出名，而不是暴力。但上世紀九十年代年，新疆流行「伊吉拉特」。該詞源自阿拉伯語中的「希吉拉」，意為「出走」。部分維吾爾族人出境到中東的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開展「聖戰」。1999年，新疆某地一夥伊斯蘭極端分子鼓動中學生「走出國門，與真正的穆斯林一起生活，為建立哈里發國家而聖戰」，伊斯蘭極端主義開始抬頭。

分析恐怖分子的心理，大致上都懷着「替天行道」的「聖戰」思維。合理化自己行為的同時，還被抹上「神聖」色彩，這種洗腦令人不寒而慄。施襲者往往強調信徒身份，壓低世俗身份。主腦勢力則故意營造壓迫與反抗的語境，暴力恐怖被賦予正當性。慷慨義憤、自我隔離、敵意想像、情緒共振、「殺身取義」，不論是在新疆還是阿富汗、敘利亞的極端暴恐分子身上，都能找到這樣一種情緒。

「三股勢力」並不是中國獨有。烏茲別克斯坦的維吾爾族來自喀什，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族來自伊犁。九十年代起，哈薩克斯坦的清真寺出現了維吾爾清真寺，韃靼清真寺，烏茲別克清真寺，也抹上了民族和政治色彩。有人煽動在哈國七河地區的維吾爾族獨立。所以，哈薩克斯坦政府也在開展全體「哈薩克人民」的公民意識和國家觀念教育。

與阿院長的攀談中了解到，學院在學習伊斯蘭教義的同時，非常強調國家意識。任何族群認同，都不能高於國家認同；任何族群意識也不能高於公民意識。在中國，穆斯林首先是公民，不能用教權來侵犯公民個人權利。

按人口比例 新疆清真寺多於埃及土耳其

在阿院長的陪同下參觀了該學院的課室、清真寺、宿舍、飯堂。據他介紹，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巨資建設比老區大四倍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栽培新一批懂國語、懂憲法的年輕宗教人士，同時分批招入現有的宗教人士回去經學院接受短期培訓。

筆者還走訪建於明朝（1468年）的艾提朶爾清真寺。該址早在2001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分三次撥出專款大規模維修擴建。新疆現有二萬四千個清真寺，平均每三百個穆斯林就有一個清真寺，按人口比例比埃及、土耳其還多，共有二萬六千多個神職人員，體現了中國政府實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筆者有一個感受：中國政府無意改變伊斯蘭教教義、習慣，或意識形態，但規範宗教活動的意圖非常明顯，其目的是打擊極端化，協助教徒融入中國社會。筆者相信這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新時代最為核心的任務。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據筆者與新疆官員了解，和田所有地下講經點已被徹底取締，不受官方認證的「野阿訇」（體制之外的穆斯林宗教領袖）已不復存。

極限擠壓「野阿訇」的生存空間，並不是中共的發明。清末民初主政新疆的楊增新，在限制泛伊斯蘭主義方面早就很有「招數」。他禁止土耳其人充當教習和阿訇，頒令不許私設道堂，嚴禁在家聚徒念經，只許在公辦的清真寺中舉行宗教活動。但他不主張用行政力量干預正常宗教活動，還充分安置無業游民，「新疆游兵，遊民遍地皆是，唯有開渠墾荒，安插游閑，為新疆一大政要」。1911年上任的楊增新，治疆十七年期間沒有發生大的動亂，也沒發生民族械鬥。「柔性和剛性並濟」的治疆手腕，非常值得研究。

源自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傳統，不僅與華夏文明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跟歐美為主導的基督教文明，同樣存在互相適應的問題。中東是人類文明最早出現的地區，是歷史上不同文明衝突與交融最為顯著的地區，時至今日仍然是世界各種矛盾最集中表現的地區。恐怖主義在中東猖獗，伊斯蘭國「趁勢而起」。以土耳其為例，既無法改變《古蘭經》有關齋月的規定，又想依照西方模式發展自己，所以一直在兩者之間作一個艱難選擇。

文明的衝突、調和與適應

關於穆斯林有一個冷知識：伊斯蘭教雖然起於阿拉伯半島，但只有20％左右教徒住在阿拉伯語區。真正大批伊斯蘭教徒聚居之處，不在中東，而在南亞與東南亞。擁有一億二千萬信徒的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孟加拉有一億一千萬信眾，排第二，其後依次是土耳其、埃及、伊朗。中國有三千八百萬穆斯林，多於著名的伊斯蘭教國家阿富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敘利亞、約旦等國。

值得一提的是，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穆斯林，傳統的穿着打扮都是鮮艷的，民族性格亦以活潑快樂、能歌善舞著稱。前些年，「受極端宗教思想感染」，男性蓄拉登式鬍鬚，女性穿黑罩袍戴面紗只露眼睛。這被視為「原教旨主義」的重要表徵，具有某種政治符號和極端意味。據這些人表示，「去過沙特的人，回來說以前我們做的不對」，女性將黑袍黑紗遮蓋身體，被譽為「更遵循教義」「嚴於要求自我」。不能說信奉原教旨主義就是極端勢力，但是事實證明，製造恐怖行動的那些人，主要還是原教旨主義信徒。

筆者曾經拜讀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的著作《大中東行紀---遊走於文明之間》，印象最深刻的是「伊朗：波斯文明巡禮」中的一段話：「我注意到飛離伊朗的飛機上，婦女們紛紛摘下了她們的頭巾，有些人塗上了唇膏，還有人到洗手間里換上了時髦的衣裳。頃刻之間，我明白了，伊朗的未來就在這些有機會出國的人們的心中」。我聯想到，在教培中心看到的女學員們也都「濃妝淡抹總相宜」，各自精彩 ……